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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心理矫正与少年刑事司法审判的融合
——以心理矫正制度在涉少犯罪中作用的发挥为视角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刘黎明  日期:2019/10/9 字体: [大][中][小]

    论文摘要:近年来,随着涉少年犯罪率不断上升,涉少年犯罪已经成为了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这里面有家庭、社会等诸多因素导致的结果,也有由于少年人在生理、心理上的原因。仅凭单一的法律手段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要从少年人家庭地位和身心特点的特殊性来考虑。不能简单地将其与普通成年犯罪直接对比,而忽视对那些影响犯罪差异化因素的考虑,要寓教于审。将心理矫正引入少年案件的司法审判,对少年进行心理评估和提出治疗方案,以帮助法官作出适当的决策。并进行有益的探索,促进心理矫正在少年司法实践中的应用。笔者撰写本文从现阶段心理矫正在少年审判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入手,通过组建高素质的审判队伍、变革审判形式,加强立法使其规范化、常态化,使刑罚更有针对性,使审判活动更加公平公正,推动我国少年司法审判制度建设的进程。

    关键词:少年司法审判  心理矫正  问题  建议

    本论文共计9561字

    近年来, 心理矫正被广泛应用于少年司法审判领域, 心理学家广泛参与司法实践工作, 并围绕该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在我国近些年来少年司法实践部门也日益重视将心理干预、心理矫正等应用于涉案少年人的辅导与矫正,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在专业性、科学性等方面还存在问题。在对国内外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对少年司法审判和心理矫正深度融合问题的发展、遇到的问题及完善建议进行初步的分析,非常有必要。

    一、心理矫正机制的概念

    心理矫正是指通过对涉案少年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进行心理疏导,以缓解其紧张情绪,消除心理障碍,化解矛盾,尽力矫正涉案少年被告人的不健康心理,促进诉讼活动顺利进行,并通过多种形式的心理测评活动,为法院的裁判提供科学参考,也为判后对进行个性化的矫正提供客观依据的一系列心理措施的总称。少年刑事审判程序中的心理矫正机制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疏导,也不同于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引入的心理干预,它是立足于实现教育矫正的司法目标,由心理咨询师通过开展心理矫正测评、心理矫正评估、疏导干预等专业方法,全面探究和判明少年人犯罪心理及个体社会原因,为贯穿审判全程的教育矫正及司法裁判提供客观依据的少审工作机制,是法学和心理矫正学叠加效应的融合。

    二、心理矫正制度在少年刑事司法审判中的应用现状

强调针对涉案少年的心理特点开展教育、感化、挽救工作, 一直是我国少年刑事司法保护相关法律的明确要求。从1984年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建立至今,司法实务部门对在少年司法中运用心理矫正的理论和技术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从发展现状来看心理矫正在少年司法中应用的主要领域为少年检察、少年司法审判和少年心理矫正,使用的心理矫正专业技术主要有心理测试、心理干预和心理矫正,这三项工作也被统称为心理矫正体系。与国外少年司法强调第三方心理专家的介入不同, 目前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专业心理专家的介入还不多,这主要是因为很多地区缺乏专业的心理专家。因而心理矫正在我国少年司法中的应用主要体现为司法人员的“心理专家化”现象,即鼓励和推崇少年司法审判人员通过接受心理矫正专业培训特别是考取国家心理咨询师的方式获得心理矫正学专业知识与技能,并在少年司法审判工作中应用这些知识与技能,同时在司法机关匹配建设心理辅导室、心理谈话室等形式的工作室,在有心理专家资源的地区, 也会邀请心理专家参与这些工作室的活动。

    三、将心理矫正机制引入涉少刑事审判的必要性

    (一)少年心理特点与少年犯罪治理的需要。青春期少年正处于生理和心理的剧变时期,尤其是在心理上正经受着一段较长的适应期,但这段时期的各种剧变会带给少年各种心理上的烦恼与冲突。 首先青春期的少年追求独立但却不具备独立的能力,追求独立是少年成长的动力,但在没有生活自理能力和经济能力的情况下一味追求独立,最终只会得不偿失。其次敢于张扬个性但又不善于选择方式,对自我展现的需求是少年时期的一大心理特征,但很多少年不会选择恰当的方式,这只会招人反感甚至危害社会。另外少年向往情感的互动却又不注意把握尺度,只因他们的情感体验处于高峰时期,宣泄情感本属正常,但如果不注意尺度,轻则争吵,重则斗殴,最后少年渴望融入社会但又不甘于被社会同化,其走向社会的根本驱力还是为了寻求融合和归属,但是又不甘于被同化的矛盾意识却可能会令其做出一些反社会的行为。

    (二)社会与家庭环境对少年心理的影响。少年与成年人不同,其心理发展状态尚未稳定,社会规范还未内化,自我同一性仍需塑造,因此极易受到各类外界不良信息的诱导,做出越轨行为。好逸恶劳、人际冷漠、尔虞我诈或是来自于不健康影视媒体以及网络游戏,尤其是以包含大量色情、凶杀、暴力元素的一类媒体产生的危害最大。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家庭教养失当同样容易使少年出现犯罪倾向,如对子女缺乏有效的教育监管,过于溺爱,不正确教育子女等。

    (三)实现“个性化”法庭司法教育的必然要求。由于遗传素质、教育条件以及社会环境的不同,少年人的心理发展也各不相同。各种心理机能开始出现,发展的具体年龄、发展的速度、各种心理机能发展所达到的最终水平以及各种心理成分在某一个体身上的结合模式都有所不同,在认识、情感、意志、能力、气质、性格等方面都可以表现出每个人独特的一面。故要真正实现“因案审理、因人施教”的个性化法庭教育,就必须立足于通过开展专业心理疏导等充分掌握被告人的性格和心理特点信息,进而制定出符合少年被告人个体特质的法庭教育方案。此外心理咨询师可以在宣判后对少年被告人开展法庭教育的做法已经为司法解释所确认,故其作为教育主体,能够运用心理学专业知识配合做好法庭教育,充分激发少年被告人开展“自我教育”的主体性。

    (四) 契合涉案少年人犯罪心理矫正教育的现实需要。否认犯罪行为的法律责任、后果,甚至产生道德责任感转向是少年被告人的典型心理特征。这种心理的形成要经历一个不完全社会化或者错误社会化的过程,是一个由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过程。同样促进少年被告人心理、行为的良性转变和人格成长也需要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积累转向过程。审判阶段引入的心理矫正,能够将公诉机关已经开展的心理干预及刑罚执行机关后续进行的活动衔接配合,实现心理疏导、干预和矫正的全程覆盖,是对少年被告人罪错过程矫正的需要科学契合。

    (五)审判活动顺利推进的有效有力保障。我国当前的刑事审判程序从英美吸收了一些对抗式程序的因素,法官的主导地位有所削弱,控辩双方的对抗性有所增强,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抗辩式”审判方式。 由于我国的涉少刑事审判程序尚未从成人模式中独立出来,因此涉少刑事审判的庭审程序也势必体现出一定的成人审判方式中的紧张对抗性质。这可能造成少年被告人在庭审中的疑惧心理和紧张情绪,影响诉讼活动有序进行。其次由于涉少被告人理解能力和知识的欠缺,对公诉人、承办法官或陪审员提出的问题可能一知半解,不能准确、恰当地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由此产生之间的沟通困难与障碍,进而导致其出现各种生理问题,影响审判程序的正常推进。此时心理咨询师可以在审判人员的安排下,适时疏导和排遣少年被告人内心的紧张、害怕等心理感受,形成一个心理缓冲区,冲淡庭审中的紧张气氛,从审判流程的角度看,庭前、庭审中和判后三个阶段少年被告人的情绪特点有一定的差异。在这三个阶段中心理矫正如能始终伴其左右,贯彻“疏而不堵”的原则,运用各种专业的心理咨询方法帮助少年被告人宣泄负面情绪,就能促使他们以平静坦然的心态面对审判,有效凸显制度的程序保障功能,有助于司法工作的开展,提高司法效率。

    (六)矫正少年被告人的认知的需要。少年作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其主要原因之一便是对自己的行为缺乏正确的认知,其认知特点和成年人相比,模仿性和可塑性更强,就是说不良的认知容易通过对环境的模仿而养成,但也容易被矫正,心理矫正的意义就在于此。通过心理咨询师和少年被告人之间开展各类话题的讨论,寻找契机让其领悟到言行中的不合理之处,或是发现他们人生观、价值观中的一些偏颇,在此基础上用正确的理念替换不合理认知。一旦认知改变成功,自然而然就会开始反思其罪行,并思索今后回归社会后的新行为模式。涉少刑事审判中除了有着价值观或对人对事认知上的偏差之外,主动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以及对自我的评价也存在着薄弱之处。从司法过程的角度看,少年被告人从犯案、被捕、讯问、羁押、出庭受审、接受判决,这些事件只能独自承受,这段经历在出狱后将可能成为一种无法与人诉说的伤痕,使其长期背负上沉重的心理压力。但事实上,周围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关心、珍视他们的人。正如不良的社会环境、破碎的家庭容易导致未成年人犯罪一样,充满正能量的环境、亲友的关怀也是帮助少年被告人克服难关的宝贵资源,而心理矫正能够帮助其找到这些资源,与其共同渡过艰难的时期。


    四、心理矫正在少年刑事司法审判中存在的不足


    (一)心理矫正的有效性及法律性质存在争议。心理矫正尽管已经施行很长一段时间, 但其稳定性与准确性仍然备受争议,许多因素都会对心理矫正结果造成影响。刑事诉讼中少年被告人的心理矫正都在犯罪发生之后进行,少年被告人很可能不是根据真实状况作答,而是根据对自己有利的原则作答,甚至故意提供歪曲的信息。除此之外心理矫正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司法人员对心理矫正的理解程度也会影响心理矫正的应用结果。对于心理矫正的方法、实施主体等法律法规中也没有统一的规范,也缺乏特殊规定。致使司法实务部门在实践中的种种有益探索没有形成机制性运作,严重影响心理矫正在少年司法审判领域的运用。因而刑事诉讼中心理矫正一直存在争议,也是一个难题。

    (二) 心理矫正工作者存在角色冲突及身份定位的困惑。对少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矫正的人员,职业职责要求他们把少年被告人的利益和福利看得高于一切, 但这与刑事司法的目的存在冲突。在国外司法心理矫正工作者一般主张少年被告人既有接受心理矫正的权利,也有拒绝接受心理矫正的权利。但这些倡议和共识,要在我国被接受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另一个常见的伦理问题是少年被告人向心理矫正人员提供的信息的保密性问题。心理矫正人员有权利和义务保守这些信息的机密性, 但是否需要绝对保密有疑问。被司法机关雇用或聘请的心理矫正治疗人员, 肯定会被要求提供矫正人员的心理信息,这就要求心理矫正咨询人员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让自己的行为尽量符合伦理标准。在我国对于犯罪少年人的矫正工作,多年来一直是以少年管教所为主进行的, 其应用于犯罪少年人的心理转化模式, 是从精神卫生和教育领域中引进的,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严格的监控环境极大地束缚了心理服务工作的进行。从少年司法实践来看,司法实务部门对心理矫正专业力量支持的需求很高, 但总的来看真正能够获得专业支持的比例很低。心理矫正参与力量不足,专业化程度低是制约心理矫正效果的两大因素。在我们国家司法系统内部的心理矫正专业人员比较缺乏、部分人员的专业素质亟待提升,活跃在司法领域的外部心理矫正专业工作者就更缺乏了。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我国心理矫正研究的主流是基础心理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认知神经科学, 而应用心理学的研究一直处于弱势地位,这从心理学专业期刊登载的文章就可以窥见一斑。心理矫正专业工作者要参与到司法实践中,受到的限制和束缚太多,要经过多重审查, 与少年被告人沟通也处于严格监控中, 要进行心理矫正就更难了。心理矫正人员参与热情不高的现状导致司法机关不得不更多依赖司法人员的“心理专家化”来满足少年司法领域的心理服务需求。然而法官毕竟并非专业的心理专家, 虽然掌握心理学专业知识有助于案件的审理,但显然并不能完全替代心理专家的功能。

    (三)各类配套制度流程亟待进一步完善。心理矫正的主体之间缺乏信息的共享与传承。在实施心理矫正的过程中轮到法院对其进行心理矫正时,少年被告人已经不愿意再次回答相同的问题。因此多个机构在审判的不同阶段承担不同的心理矫正任务应该分工明确,同时注意心理矫正所获信息的传递和共享,提高后续部门的工作效率。尽管当今各类司法单位都做了有关少年被告人心理矫正辅导的各种实践,但这些实践活动仍然显得“各自为战”,并未形成一套统一且规范的流程,有些问题都有待今后在实践中逐渐完善。此外将心理矫正机制引入少年的审判过程仍属新鲜事物,还将面临不理解。而且心理矫正在我国本来就是朝阳产业,有不少人还是会认为去看心理咨询师就等于精神不正常,因此为了消除部分大众的误解,心理矫正业亟待进一步发展,得到社会大众普遍的认可。

    (四) 过于宽宥的刑罚执行方式出现价值失衡。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对少年被告人判处的刑罚不仅要与其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性程度相适应,而且应该体现其再次犯罪的可能性相适应。少年刑事审判的刑罚轻缓化有其正当性理由,少年的罪错其根源在于成人社会的责任,基于对少年被告人的教育挽救和预防犯罪的目的,对其应予以有别于成人罪犯的刑罚宽宥正被少年刑事审判所接受和认同。其在社会化归正过程中即便对社会造成一定程度的不适,也是成人社会应当承担和难以逃避的职责所在。但成人社会并未做好矫正罪错少年的充分准备,导致刑罚轻缓化的不当适用导致少年被告人重新犯罪率上升,可能会导致少年司法理念出现摇摆,进而冲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执行和落实。同时处在青春期的少年,面临自我同一性危机,身心发展的矛盾,这些都让少年情绪激荡,内心不安,容易出现过激行为。并认为在这一特殊时期内,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少年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社会实践才能积累到长大成人的经验。在此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虽然具有可归责性,但在相当程度上是可以宽恕的。然而被害人一方还停留在重刑主义、同态复仇的层面,唯恐法院轻纵了犯罪,动辄对国家法律和社会治安失去信心,乃至对法官的职业廉洁性产生怀疑。这直接导致心理矫正机制在少年司法审判实践中的生存状态取决于司法审判者的裁判思维。法官通过量刑的宽宥落实“惩罚为辅”的原则,而“教育为主”往往在多样性、针对性和实效性上办法不多。同时少年刑事审判的工作量,从来不该体现在案件的多少上。少年刑事司法审判的环节众多,审判职能的前后延伸工作要明显多余其他案件。司法实践中迫于人案的矛盾,也存在考核思维的惯性,多数法院的少年庭法官同时兼办其他业务庭案件,以综合性少年庭的旗号,盲目扩大少年庭收案范围,看似降低了司法成本,背后却是少年刑事司法的核心职能被边缘化。直接导致少年被告人很难得到精确化的处遇措施。实质上也增加了国家司法成本,提高了对少年被告人实施改造的社会成本。心理矫正机制因为价值重叠、立法缺失和成本高昂等因素,被选择性忽视,也弱化了教育、感化、挽救的作用。

    五、少年刑事司法审判与心理矫正深度融合的建议

    (一)完善立法。心理矫正参与少年刑事司法审判的相关问题应该尽快在立法层面予以确定。心理矫正参与少年司法的实践应体现我国“教育为主, 惩罚为辅”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政策和我国法律的宽严相济、德法并举、刚柔并举的司法理念。虽然我们国家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等相关法规中,对心理矫正技术应用于少年司法审判实践做了一些要求,但有关少年被告人的心理矫正的规定还较为原则, 办案机关在操作上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因此心理矫正要获得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它与现行诉讼体制的协调程度以及现有配套制度的完善程度。心理矫正的主体、方式、时机、程序、场所、资质都需要在立法上予以进一步的明确和规范。法律还应明确心理矫正人员的法律地位,特别是参与庭审的合法性。在少年刑事司法审判中,心理矫正专业人员可能被传唤为一个案件的专家证人,心理矫正人员对其他不具备心理矫正专业知识的人不能认识到的事实给予可信的客观性意见。心理矫正人员的客观性意见的内容应包括:心理矫正的证据,心理矫正实验的结果;对心理矫正数据的解释或对心理矫正风险的预测:对治疗程序的效果建议。同时我们可以尝试国外的一些先进做法,在充分试点并总结提炼的基础上,为出台相关规定提供借鉴。

    (二)转变理念。实现少年刑事司法审判与心理矫正的整合,首先需要理念的转变, 既包括心理矫正专业工作者参与司法实践的理念,也包括司法实践部门对待心理矫正的理念。目前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参与少年刑事司法实践的心理矫正工作者非常少。心理矫正专业人员应走出纯粹搞学术研究的象牙塔,多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尝试把心理矫正的知识与技术应用到少年司法审判领域中,承担起心理矫正服务社会的责任。这样不仅能为司法实务部门提供帮助,又能促进心理矫正的应用提高地位,还能加大国家对心理矫正的重视程度。

    (三)完善心理矫正机制建设。 目前心理矫正的技术与方法在法律领域中得到了较多的应用,促进了司法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 鉴于少年被告人特殊的心理特点,为了体现对少年被告人权益的特殊保护,促进心理矫正在少年刑事司法领域应用的研究和实践,有必要从司法心理学中分离出少年司法心理学。进行大量的实践探索,构建少年司法矫正心理学,进行理论的研究和升华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再加上司法系统内工作人员心理学知识的不断丰富和技能的不断提高,才能让构建少年司法心理矫正学成为现实。


    (四)形成深度应用和专业支持的良好局面。将心理矫正方法应用于少年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有三种做法:1、请外部获得心理矫正咨询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进行:2、由公检法司内部的人员来进行:3、外部和内部相结合。第2种应该是绝对禁止的。心理矫正专业性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心理矫正咨询人员与来访者建立平等、真诚、接纳的关系,如果由司法系统内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这项工作,很难满足上述原则。根据我国的实际,可以建立心理矫正队伍人员外部兼职与内部专职相结合的体制。心理矫正问题可以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三类,内部专职心理矫正人员可以对轻度心理问题进行心理矫正,,还要能够发现有中度和重度心理问题的少年被告人,外部兼职心理矫正人员负责处理有中度和重度心理问题的少年被告人。 首先要对少年司法审判系统内的工作人员进行培训,使其了解相关的心理学知识、掌握相关的技能,并获得心理矫正咨询师职业资格,从而更好地开展心理矫正工作。法院系统的工作人员,有一些已经参加了心理矫正咨询师的培训,并且取得了心理矫正咨询师的资格, 为进一步掌握心理矫正技术、保护少年人的身心健康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其次引进心理矫正专业人才兼职从事少年司法心理矫正,也可以引入社会力量的参与,把需要心理矫正的少年被告人转介到有资质的心理矫正服务机构中。司法转介的出发点一定要是保护少年的利益,满足犯罪少年的特殊需求,让少年被告人得到专业化的服务,同时又可以减轻司法审判系统的负担。因此政府应加大购买社会服务的力度,将犯罪少年转移到司法系统以外的其他机构。让心理矫正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情, 因此可以考虑利用国家正在推进的协同创新项目,加大心理矫正专业组织的建设力度,提高其专业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在针对当前少年司法、少年犯罪预防与心理矫正研究和培训比较少,应该对有心理矫正背景的、有志于从事心理矫正的人员进行专业培训,提高服务水平。并建立科学的评估标准, 为相关工作提供较好的反馈。

    (五) 细化心理矫正机制运行程序。在侦查、起诉阶段就应当对涉罪少年人全面开展心理矫正。通过优化设计少年思维习惯、认知能力相适应的专业问卷,对其心理矫正成熟度、并制定个性化矫治帮教方案。对少年被告人进行心理矫正,应当由具备心理矫正专业资质的机构和人员进行。心理矫正人员不仅要有健康的人格素质,还要熟悉医学、心理矫正学、精神病学等相关学科知识。司法审判机关工作人员可以协助各方进行一定的恢复性司法工作。开庭前法官根据心理矫正报告熟悉少年被告人的特点和潜在困扰,掌握其认罪悔罪态度和特征,以制定个性化法庭教育方案,引导其对自身行为危害和可能的惩罚结果有足够认识和预期,防止产生剧烈波动。以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衔接互动,提升教育矫正工作实效。宣判后法官应继续关注少年被告人心理矫正动态,及时反馈给羁押机关或社区矫正机关;帮教时职能部门应会同心理矫正机构制定个性化矫正方案,为少年被告人再社会化提供持续性技术支持。与此同时进一步增强心理矫正的准确性和心理矫正疏导的有效性。在心理矫正疏导过程中心理矫正咨询的效果会受到许多误差的影响,大多数少年犯罪嫌疑人会有趋利避害的本能,从有利于自己的方面与心理矫正咨询人员进行交谈或者故意提供歪曲的信息,从而提升其在心理矫正咨询人员心中的印象,降低心理矫正咨询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为此心理矫正咨询人员应不断提升专业素养,更好地创造和谐的工作氛围。要妥善运用保密、友善、倾听与同情等要素消除少年被告人的防范阻抗,切忌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开展法庭矫正教育和沟通,恰当的选择时间和地点,与少年被告人建立充满人性、友好、支持性和对话性的关系和情境,用行动无声的宣示治愈、改变、重生和问题的妥善解决,从而为心理矫正疏导和教育的层次推进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保障。

    (六)逐步建立完善心理矫正咨询室和疏导室等软硬件配套设施。由于心理矫正疏导机制尚未在法律层面得到规范,受经济条件和探索试点启动时间先后等因素影响,各地法院的实践运作和硬件建设水平也参差不齐。建立经过精心设计布置、别具一格和颇具人性化的心理矫正咨询室和心理矫正疏导放松室,并配备相应的设备和软件。同时还应依托社会管理创新平台,积极推动与羁押少年被告人的看守所逐步建立符合心理矫正咨询和疏导要求的专门场所,并进一步衔接配套。

    结语

    少年刑事司法审判主要追求的不是定罪量刑的准确性, 而是涉罪少年的矫治与重新回归社会, 这决定了少年司法对于心理矫正介入有着极大的需求。心理矫正在我国少年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已经取得了一定进展, 但相对于发达国家还是存在较大差距。要促进心理矫正方法与技术在少年司法领域的进一步应用, 达到专业化与规范化, 应该积极推进少年司法与心理矫正的深度融合整合。

    注释

    1、肖建国《我国刑事政策与青少年司法制度的改革》青少年犯罪问题,2003(1)

    2、杨宗华、李新荣、张汝金《当前未成年人犯罪的实证分析》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

    3、王丽娟《心灵帮教: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心理干预的能动介入—以未成年人犯罪的制约机制为指向》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 2013(3)

    4、周道鸾《未成年人刑事判决书的修改与制作暨少年法庭工作调查》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赵广静《探索建立涉案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制度》法制社会,2011(11)

    6、郑迎红《刑释少年重新犯罪问题研究》华东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7、狄小华《犯罪心理学矫治导论》北京群众出版社2003

    8、胡俊文《法社会学视角下未成年人犯罪心理矫治初探》 湖北社会科学2007(6)、雷小政《涉罪未成年人辅导矫治机制改革》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4年第1期

    9、赵卿《未成年人心理疏导和矫治制度研究》载《青少年犯罪问题》2015年第1期

    10、胡杰、张小蓓《论涉罪未成年人心理辅导机制的构建》载《青年学报》2014年第2期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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