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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法院执行一体化联动探究
以互联网大数据共享机制推进京津冀执行工作开展为视角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刘黎明 张丽娟  日期:2019/5/31 字体: [大][中][小]

     论文摘要: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对于法院执行工作,其内涵就在于以数据收集、储存为基础,对数据进行深入挖掘,并由此获得仅凭直觉难以发现的有用信息,进而揭示数据背后的执行规律,深入了解数据背后的司法需求,更好地解决执行难题。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大力推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在执行领域的广泛应用,完善网络化、自动化执行查控体系,推进完善失信被执行人信用惩戒制度,实现执行模式的历史性变革。伴随着数据采集与存储技术的发展,迎着移动互联手段的普及,以信息化建设为着力点推进解决执行难题,正当其时,探索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下的执行进路,意义重大。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顺应社会发展的趋势,将互联网大数据理念引入执行工作中,并以互联网大数据为背景筹建了案件管理、网络查控、信息公开、信用惩戒等功能的民事执行指挥系统。民事执行系统的开发也标志着我国执行工作进行了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任何新生事物的出现在给社会带来巨大推动力的同时也会伴生种种挑战,在充分的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给民事执行工作带来的便利的同时我们更要认真研究如何趋利避害,安全高效的推动京津冀法院间破解执行难题工作。

    关键词:大数据   共享机制   京津冀执行一体化联动

    本论文共计10061字

   一、执行大数据的特征

  (一)规模性特征,将令法院执行面临信息过载的挑战。大数据的首要特征,即其数据多且体量大。以执行信息而言,大数据系统中可能存有被执行人存款、车辆、股票、股权、房产、违规高消费,甚至另案胜诉(含仲裁)等信息。这些巨量信息的纷至沓来,可能会令执行人员难以招架,进而令执行法院陷入信息过载的风险中。

    (二)高速性特征,将令法院执行面临快速反应的挑战。[1]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信息运转和传送的高速性,被执行人名下股票、银行存款等资产,须臾间即可转移殆尽,以快制快当是法院执行的不二法宝。而当前执行法院的快速反应能力与实际工作需要尚存一定差距,特别是网上快速执行的反应能力,还需花费较多时日方能满足需要。

    (三)多样性特征,将令法院执行面临信息甄别难的挑战。互联网大数据中不仅信息的数量巨大,而且种类也繁多。如从互联网大数据中获取的执行信息,可能不仅有文字、图片、声音,而且还可能有视频等信息。而信息种类的多样化,就必然带来甄别手段与甄别技术的多样化。而当前,对多种类信息进行综合化的比对和甄别技术还比较匮乏,进而会令大数据执行的效能大打折扣。

    (四)价值性特征,将令法院执行面临得不偿失的挑战。大数据中所蕴含的信息往往是鱼龙混杂、良莠不齐,执行法院要想从其海量信息中获取到有利用价值的信息,有时就如同大海捞针,使得其产出的价值与所投入的成本之间出现极其不吻合的现象,进而会令人滋生一种得不偿失的挫败感。

    二、互联网大数据共享机制对优化执行工作的意义

    互联网大数据在执行工作中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价值性等四大优化属性,这些优化属性在攻克民事执行难这个顽疾上有着十分突出的表现。

    (一)海量信息编制民事执行天网。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以前,被执行人财产信息缺失是民事执行工作的软肋。因此京津冀法院在获取财产信息上投入了巨大的执行司法资源。几乎所有的执行工作人员都在四处查询被执行人财产信息,然而所得到的信息往往是零碎的,并且是局限性的,往往是本辖区内的被执行人财产信息,这些信息是不成规模的,给被民事执行人留下了诸多漏洞。为了克服这些困难,京津冀法院做过一些尝试,如在一定范围内的建立民事执行机构信息共享与协助机制、民事执行机构与协助民事执行单位的信息交流共享平台等,这些措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拓宽了民事执行机构对信息的获取渠道,较好地促进了京津冀法院间执行工作的发展,但仍然存在获取信息不全面、反馈信息时间滞后等问题,使得仍然未能摆脱执行信息匮乏的困境。究其原因,并非是京津冀法院的自身努力不够,而是传统民事执行模式信息传导弊端所产生的必然结果。[2]1、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京津冀法院执行机关能够与财产登记机关实现互联互通,共享被执行人的财产信息。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上,京津冀法院执行机关能够及时的获取所需的财产信息,这些信息是能够瞬间获取的,时间差几乎可以忽略。通过这个平台京津冀法院执行机关可以和公安、银行、证券、房屋登记、工商等诸多财产登记机关实现信息共享。2、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京津冀法院执行机关能够与社会公众信息共享。相比财产登记机关的获取,执行机关在与社会公众信息进行共享时更多的是信息的流出。如京津冀法院在本辖区或者在户口所在地公众场所,人流密集的商业场所公开发布被执行人的信息。3、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京津冀法院执行机关能够实现与高消费场所实现信息共享。依靠互联网大数据,执行机关建立的黑名单制度已经初见端倪,形成巨大的威慑力。一旦被列入黑名单,被执行人无法乘坐飞机或者高铁、无法入住高级宾馆、无法办理信用卡等。

    (二)高速性信息促使快速执行工作开展。效率是执行工作中一个优先价值选项,没有效率的执行价值自然就要大打折扣,同时执行慢也是人民群众对民事执行工作不满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互联网大数据平台下建立的集约执行指挥系统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传统的执行模式下,即使执行机关获取到财产信息也有可能让被执行人顺利的逃避法律的惩戒。传统模式下,京津冀法院执行机关获取信息一般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根据不同的财产登记机关反馈的时间会不同,在信息反馈的过程中被执行人就有可能察觉到而转移财产逃避执行。出现这种情况申请执行人就会对法院产生不信任甚至是认为法院执行人员在与被执行人相互勾结不廉洁司法并由此产生各种信访严重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很多执行机关将重点放在了对执行工作人员的管理上,也有一些民事执行机关试图建立信息快速反馈机制但是囿于技术这些尝试往往不能起到明显的效果。在大数据时代,民事执行机关与财产登记机关之间信息共享是高速性的,信息的交换与共享是瞬间完成的,根本不给被执行人留有转移财产的时间。能够实现网上直接冻结扣划被执行人银行存款、网上提交限制措施,有些更完善的系统还能直接冻结不动产等,这些快速执行措施很好的解决了京津冀法院执行慢的问题。

    (三)[3]多元化信息让被执行人无所遁形。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在网上的交易越来越便利,在繁荣经济的同时也让被执行人们寻找到了一条逃避民事执行的捷径--将自己的财产隐匿于互联网金融中。再加之第三方支付平台。井喷式发展,无不给执行工作增加了压力。同时互联网理财产品具有门槛低、回报高、流动性强、操作方便、选择多等特点,除投资属性外,还兼具网购支付、信用还款、转账等多种功能。互联网理财产品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或其他网络平台购买,与银行账户无必然联系。但与个人财产状况密切相关,由于客户银行卡账户内无法查询,因此形成了执行财产查控的盲区。大数据提供的信息是多元化的,可以将互联网金融信息一网打尽,让被执行人无所遁形。

    (四)准确的信息提高执行精确度。互联网大数据资源纷繁复杂,远远超过传统执行工作查控的范围,在产生大量有用数据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数据垃圾,因此在完成海量数据的采集工作后,必须结合执行案件案情对大数据进行分析、提取和研判,交叉综合运用各类数据,整合出对执行工作最有价值的信息。通过有效数据管理迅速提高执行的精确度。依托大数据平台不仅能够看到被执行人银行存款情况、是否冻结甚至可以看到交易明细,如此明确的信息极大的提高了执行的准确度,提升执行效率。而且互联网大数据平台还可以提供被执行人下落的准确信息。现在网络上出现订车服务,在使用这些服务时需上传始发地和目的地,而使用时必须同实名制的微信支付绑定在一起,这样就可以通过上述信息来确定被执行人的下落。还有一些通过网络缴费的如水、电、气、有线网络等也可以提供准确的被执行人下落信息。

    (五)[4]保证了办公流程的公开性。法院的大数据建设可以实现从立案到案件审判执行的全过程录音录像,这就使私自办案和销毁案件的可能性为零,执行过程中的录音录像可以让法院的执行工作受到人们的监督。这些都实现了法院执行办公流程的公开性,为法院执行工作的顺利开展打好基础。也有助于法院提升执行公信力。互联网大数据建设可以使法院的执行工作更加公开透明,群众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了解到法院的执行工作情况,对法院的执行工作进行全面的监督。随着时间的推移,群众没有发现法院执行工作存在问题的情况下,法院的执行公信力将显著提升。

    (六)实现了京津冀法院信息共享。首先实现全国法院信息的内部共通,可消除法院内存在的“信息孤岛”现象,可令执行法院在线自动获取案件被执行人在另一法院已胜诉获赔的信息,进而在线获得另一法院的执行协助。其次可实现与银行、房产、证券等财产登记部门的对外互联,可破除当前法院与职能部门间的“信息梗阻”问题。再次可实现与互联网公开信息的共享,克服以往对网络世界中大量存在的被执行人公开信息“挖掘开发不够”的弊端,进而从中淘取到有助于案件执行的线索。通过大数据系统执行,执行法院可通过电子签名等技术,即能在网上对被执行人名下的财产进行在线查控,无需执行人员上门亲为,从而可解放大量人手,缓解案多人少的矛盾。在互联网时代,被执行人的许多财产在网上顷刻间即可划转,传统执行手段已无法胜任,而借助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则可在网上实现以快制快。利用互联网世界操作即留痕的特征,进而依此规范法院执行和约束相关机关依法协助法院执行。同时大数据执行,被执行人任何失信行为,基本都可通过刷卡消费、公共监控影像等形式予以固定,执行法院依此即可对其采取威慑措施。其次可达成执行威慑的实时性。信息时代,执行法院采取威慑措施后,即刻就可通过网络、短信等形式告知被执行人,即刻对其产生威慑。

  三、执行工作中互联网大数据共享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网络不能满足执行工作高清大数据的传输。目前法院的内部系统网络覆盖已基本完成建设,法院的各个部门都能利用网络实现信息化的办公。除了涉密网络,其它的网络都能完成基本的信息管理,而且能全面保障法院信息的安全。[5]但是京津冀法院的执行网络系统没有得到及时的更新,网络性能已经很难满足当前的执行信息化建设需求,成为了法院大数据执行工作建设的一大障碍。同时京津冀法院大数据执行平台建设中,基本的信息系统构建已经完成,但这些信息系统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缺少联动性。但对于京津冀法院来说,更需要的是将这些信息系统集中到一起进行管理,这样才能实现法院日常运营中各项工作的统一安排。当前的状况未能形成统一的管理,给京津冀法院的管理增加了难度。

    (二)大数据执行平台建设混乱。在法院的日常工作中,案件庭审是工作的重点,在法院的建设中承担者重要角色。但是在法院的大数据执行平台建设过程中,京津冀法院参与建设的企业对大数据执行平台建设的整体思路各持己见,对音视频的管理编辑以及数据封装协议也存在较大差异。这就使京津冀法院在需要进行联网是出现连不上,画面模糊等情况。这些问题严重影响了京津冀法院的大数据执行平台信息化建设,必须尽快解决。

    (三)未能实现京津冀法院执行大数据数据的有效利用。自从我国法院实施立案登记制度后,案件的登记呈现出超大量的现象。在立案数据量如此大的情况下,执行案件过程的录音录像数据量就会相当庞大。但是这些海量的数据在被储存后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一直被闲置。这当然有大数据自身的两面性原因,一方面它为执行工作提供巨大的便利,另一方面如此纷繁、杂乱无章的信息集中涌入到执行指挥系统中来如果没有有效的去粗求精、去伪存真、分门别类的信息管理机制不仅不能推动执行工作的快速准确开展而且会使真实有效的信息湮灭于互联网大数据中更有甚者会产生错误的执行行为而给当事人带来损失。由此可以看出大数据不是多个有效信息的简单累加,而是需要使用者在掌握数据的基础上注入创造性的思考或者排列组合,方能体现其价值。正因为如此,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法院执行过程中,获得数据只是一个基础,更重要的是发掘数据中蕴含的价值,找到有利于提升执行效能的信息,例如查找被执行人的行踪,通过各个渠道获得的有用的数据可能包括其消费、出行、通讯等多个种类,但要真正查找到被执行人的踪迹,可能需要执行人员综合分析,方能得到希冀的结果。因此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京津冀法院执行人员如何在转变观念,深切认识数据价值的基础上,学会整合数据,提高发掘数据价值的能力,也成为京津冀法院执行机关面临的挑战。

    (四)[6]互联网大数据的安全问题。个人信息具有人格权属性,其不仅包含精神利益,同时也包含经济利益。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对于数据价值的追求达到历史的新高度,数据拥有者为了获得相关经济利益出售个人数据的行为则会造成个人信息的泄露,侵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民事执行机关依靠互联网大数据平台共享机制开展执行工作是合法的。问题是在保存和使用这些数据过程中如何保证不被第三人或者机构利用侵害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最近愈演愈烈的电信诈骗事件,给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害,很多人可能因此而倾家荡产,更为可恶的是这些诈骗犯罪嫌疑人绝大多数是冒充司法人员进行行骗。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如何保障被执行人的个人信息不受侵犯是大数据给带来的一个巨大挑战。

    (五)京津冀法院执行机制面临挑战。互联网大数据共享思维引入到执行系统必然给京津冀法院传统的执行体系带来巨大的冲击。传统的执行体系是单兵组合作战,绝大部分执行机关是由单个执行员为主,另外配置一名辅助人员形成的办案单位,这种机制在互联网大数据执行指挥系统未建立以前是执行机关为解决案多人少矛盾的一种合理化配置,但是这种配置是无法适应互联网大数据本身的属性。信息的高速性、规模性要求执行队伍必须协同作战、规模作战,大量的数据在瞬间反馈到执行指挥系统中来,如果紧靠个人是无法在短时间内完成数据的分析。因此优化京津冀法院执行资源,形成新的执行机制实现与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无缝连接也是面临的重大挑战。

    四、利用大数据实现京津冀法院执行信息共享的构想

    (一)顺应互联网大数据时代法院执行发展趋势,打造能够满足京津冀法院执行所需的云计算平台。在互联网大数据时代,信息的获取只是其众多功能中的一项,最为关键的当是能对所获取的众多数据和信息具备按需处理的能力,即从海量的数据中提取能为我所用的信息。而实现这个筛选和提取的功能,就必须借力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这一平台。法院执行要真正融入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就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满足法院执行需要的执行云计算平台。鉴于执行信息收集和统一汇总的便捷性,平台最好能在全国法院执行指挥系统上升级而成,以当前该平台的建设和管理者为主体,将京津冀法院的网络系统联为分支。在该系统的统一调配下,充分借助内外网的众多电脑资源,对所获取的信息源开展云端计算,充分筛选和挖掘出满足案件执行所需的信息和数据,以推进案件的快速执结。

    (二)[7]实施执行信息全要素录入与动态维护,致力提升受馈信息的价值功能。法院执行要融入互联网大数据时代,就必须将执行案件信息与社会大数据系统进行有效对接。而在此对接过程中,京津冀法院最要紧的当是把握录入信息的精确化、具体化和多元化。就录入信息的精确化来讲,即要求所输入的信息必须精准、确实,如被执行人的姓名,必须用其全称,特别是单位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必须把握名称中个别字词的变化,对此中的细微差别若不加以区分,势必会引起所反馈信息的误差。以录入信息的具体化为例,如被执行人的住址、照片以及未被实际控制的车辆的品牌、型号、颜色等,均应具体明确,以便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在采集街头监控摄影信息以及与高速公路收费道口上传图像比对时,能够发现并反馈所搜集到的被执行人信息。就录入信息的多元化而言,根据日常生活即可知,比对的信息越多,所探寻目标的准确率亦会越高。就互联网大数据时代的海量信息来讲,不进行多方位的信息比对,其所反馈的信息无疑将会张冠李戴、错误百出。故以被执行人的身份信息的录入为例,是自然人的,必须在录入其姓名全称后,还需录入其身份证号码、护照号码等身份必要信息;是单位的,在输入其全称的基础上,亦需输入其组织机构代码等。同时开设受馈信息智能筛选与自动比对功能,减少海量信息形成的过载干扰。要防范执行信息过载的风险,必须在京津冀法院执行大数据云计算平台中设置三项功能:[8]1、设置执行案件信息自动提取上传功能。应当设置自动获取案件中与被执行人身份及财产线索相关的信息,如系统可自动采集被执行人名下的微信号码、护照信息等所有信息,以期节省录入人力和达成采集信息的全面性和实时性。2、设置有用信息的自动筛选功能。须设立受馈执行信息自动筛选功能,按照可供执行的货币财产、可供执行的不动产,以及被执行人对外的投资性权益等,进行分门别类的筛选,令所筛选出的信息拿来即可使用,以期最大限度提高所反馈信息的使用价值。3、设置被执行人申报财产信息与受馈信息的自动比对功能。设置网上查询受馈信息与被执行人申报财产信息相对比的功能,并能对被执行人所申报财产的虚实性逐项作出评判,执行法官可依此对申报严重失实者进行惩罚。与此同时发挥网上查控与网下制裁的双重功效,全面增强执行威慑的服务和保障作用。克服互联网大数据技术无所不能的错觉,需将互联网大数据技术与传统威慑手段进行有机融合,令传统手段与现代技术进行优势互补。加大被执行人财产申报不实的线下制裁力度。根据执行大数据云计算平台得出的数据,一旦确定被执行人实施了虚报、漏报财产等不实行为,执行法院则应采取线下强制制裁措施,对被执行人的不诚信行为予以惩处,以维护线上反馈结果的权威性。对被执行人规避执行行为及时采取反制措施。执行大数据系统一旦反馈足以证明被执行人实施了规避执行的行为,执行法院当迅速依职权启动反规避执行程序,或通过向申请执行人移交所反馈的证据等形式,依职权或引导申请执行人采取另行诉讼等形式,对被执行人规避执行的行为予以有力反制,令被执行人为此付出法律代价。加大执行财产控制与惩罚被执行人不诚信行为的双重功效力度。执行大数据所反馈的信息一旦显示被执行人具有履行能力而不自动履行的,执行法院当不再急于将财物扣划到位,而应当在确保财产不失控的情况下,对被执行人不自动履行的行为依法予以惩处,以迫其自动予以履行。宽限期再不履行的,再予以惩处,通过罚当其责的形式,迫其讲求诚信、恪守信诺,以净化执行环境,促进社会诚信。

    (三)京津冀法院在科研上要下大功夫。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代,京津冀法院要提升法院的科研水平,充分利用各地法院执行信息平台上的数据,对数据进行必要的判定后进行学术研究。在执行信息化系统中实现对科研过程中产生的资料的管理,对互联网大数据背景下的执行工作机制进行积极地探索,实现京津冀法院的执行大数据信息化建设。要让法院的执行大数据建设快速发展,就必须要解决京津冀法院执行大数据系统独立运行的状态。这就要求建立起联网的京津冀法院内部管理系统,实现京津冀法院多级业务开展的可视化管理,形成更好的由最高院统一指挥的管理系统。将智能分析技术引入日常的视频管理中,这样可以找到有效利用视音频数据的方法。智能分析技术不仅可以减少法院在视音频管理上的人员投入,还能为视音频数据的大数据应用提供可能。要重视大数据,推动思维和理念的转变。通过宣传与培训,转变执行工作观念,树立互联网思维,强化大数据意识,完善执行大数据的分析、整合、利用和共享;树立让数据“说话”理念,依靠理性数据来分析执行工作存在的问题,善于利用关联分析的思路来解决执行难题,通过数学建模与预警分析来科学预测执行工作的前瞻性问题,客观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提升其分析、共享能力,实现其集约利用。利用互联网大数据的关键,在于通过对海量数据的整理与加工,实现数据增值。改变目前各自存放的现状,以现有的执行指挥系统为依托,建立起统筹管理、集中存放的数据平台,确保存放安全,灵活调用。并探索与第三方科研机构或企业合作模式,通过司法购买服务的方式提升数据利用能力。同时构建京津冀法院执行大数据共享机制。从顶层设计着手,在法院执行大数据建设基础上,具体研究制订京津冀法院执行工作大数据发展规划,不仅要以问题为导向,以需求为目标,紧密联系京津冀法院执行实际,使京津冀法院大数据共享实现制度化,而且要整体推进与部署,加强对京津冀边远地区法院执行大数据的支持,实现执行大数据工程建设的“全面开花”和“一盘棋格局”。另一方面,扩大数据整合的覆盖面。要打破京津冀法院地域的限制,在保证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执行数据的共享与互通;强化与社会数据的共享,构建起覆盖面更广的数据联通平台。同时通过人防和技防相结合的方式防范对大数据的非法利用,通过制度管理和惩戒机制的双重保障规避大数据利用中的风险。人防之念在于“事前防”,通过对法院执行干警的教育和监督,使其警钟长鸣、无机可乘;技防之策在于“事后防”,运用数据加密技术来堵住泄密的漏洞,利用执行全程留痕技术来防范非法利用的行为,力争构建安全可靠的智能化数据系统。同时也要加强管理,京津冀法院要通过出台相应的管理制度和问责机制,强化执行公开和内外监督;加强安全防护措施,防止信息泄露事故。从技术保障和制度管理两方面入手,采取限制访问、电子印章、数据备份等技术手段保障规范运行,加强责任追究和倒查机制,强化管理。厘清执行公开的界限。更要做好抽查与补漏,及时问责,坚决处理,切实让制度带电,真正让标准落实。

    (四)[9]增加信息采集渠道。目前的信息采取渠道主要是银行、不动产登记机关、公安机关、以及工商机关。事实上这些信息采集的对象和传统执行模式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方式发生了变化从之前的亲历性变成现在非亲历性网络查询,渠道本身并没有增加。资金查询应该从银行拓展到金融机构,比如证券登记机关、保险企业、网络金融企业、网络第三方支付平台等都应该建立信息采集渠道。并增加信息的准确性。现在使用最高人民法院开发的执行指挥系统查询功能,在向系统提交查询后会有杂乱无章的信息反馈回来,甚至会有一些错误的信息出现,这需要执行机关花费大量的精力去筛选才能提取出有效的财产信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缺少足够多的信息进行比对。在案件的录入过程,被执行人信息仅仅包括少数的个人信息,如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等,通过日常的网络搜索经验我们可以知道,只有限定的条件越多查询的结果就越少同时也就越精确,因此在案件录入的过程中,将被执行人能够确定的信息全部录入到系统中,如手机号、微信号、工作单位、常住地址甚至QQ等,通过这些条件的限定后,查询机关反馈给我们的信息自然是少量和精确的。因此必须建立和完善执行案件远程指挥和流程管理系统;执行案件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破除执行领域中的信息藩篱,填平执行领域数据鸿沟。京津冀法院执行指挥系统应当通过专门网络进行实时无缝顺畅对接,建设和应用全国四级法院统一的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实现所有的执行案件立案审理公开、执行结果公开、网上监督,设置审限提醒、审批签发、审批监督、程序管控等节点,对案件执行进行立体化的实时动态监控,最大程度地缩减执行人员的自由裁量空间。执行案件流程管理系统可以执行行为运行的规范性,增强执行权力运行的透明度,便于群众特别是执行案件的当事人行使监督权。同时建立和完善执行案件网络执行查控系统。人民法院要通过专门稳定的网络实现执行查控网络与政府、银行、不动产登记中心等行使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主体之间的网络连接,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化执行查控体系,这个体系应当包括各主要财产形式,如资金账号、不动产、股票等。执行案件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建立,可以实现在最大范围最快速度地“查物找人”和跟踪定位,还可以实现网上查封、冻结、扣划等司法措施,极大地提高执行效率。通过全方位不留“死角”式的失信曝光和高压式联合惩戒,建立和完善社会诚信体系,让失信者寸步难行。执行案件网络执行查控系统的建立和有效运行,可以真正实现锁定财产形式无遗漏、查控功能立体化。

    (五)完善顶层设计,发展互联网大数据国家战略。全国法院执行查控系统,包括京津冀法院在本省范围内建立的执行网络查控系统在内,之所以目前只是外部专网连接,与银行建立“总对总”查控,一方面是信息安全的缘故,另一方面就是互联网信息化水平与大数据应用技术还需要进一步的发展和提升。实际上,我国的计算机云计算能力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需要的是推动它的宽与深领域应用。因此应当在借鉴比较国外政府的经验的基础上,超前思考“互联网大数据”所能带来的影响,进行评估、预测,在最大限度地降低公民隐私风险的前提下,研究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互联网大数据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研究数据开放和共享的规则,确保信息开放、共享的安全性。作为政府理应是主导者,首当其冲的必须最大限地开放政府数据,才能推动各部门、各行业、各系统的数据开放性和共享性。作为京津冀法院,目前所能做的就是积极推进国家司法信息资源数据库的建设,实现全国法院司法信息资源的海量存储、科学分类、多元检索、综合分析,并积极促成与政府公安、国土、房产、车管等部门,银行、证券等金融或金融性机构的数据共享协议,从顶层设计上,不断地简化执行互联网查控程序。

    (六)[10]对利用大数据执行隐私权的保护。涉及被执行人的隐私权保护始终令人担忧。为此如何在创新执行方式的同时尽可能地保护被执行人隐私,将是大数据执行能否顺利实施的基础。建议京津冀各法院根据现有相关执行部门,设立菜单式查询执行内容选项。执行法官将需要查询及执行信息进行网络上报审核,审核同意后统一查询执行。查询时根据法律同时出具法院生效的查询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建议由法院建立 2人以上的查询小组,根据执行法官提供的身份证号、手机号码、金融账户等任一身份数字信息直接由软件自动执行查询要求并将查询内容转为数字密码格式文件,查询小组参与查询过程但不知晓查询结果, 最后由系统将自动生成的加密邮件或文件直接递送给执行法官邮箱,由系统自动将开启密码向执行法官手机单线发送,保证被执行人的隐私权得到合理保障和尊重。查询户信息后,凭借查询、冻结、扣划裁定和协助执行通知书由系统协助及时冻结被执行人金融账户,等待下一步执行措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在采取相关冻结执行措施后及时告知被执行人拒不执行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及要求其主动履行判决的义务,视情进入下一步司法强制程序。

    结语

    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时代下,海量的数据让人激动,而且数据将更加开放,共享性更加突出,可供查控的财产范围更加宽广。目前最高院通过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已与全国3000多个银行网点建立专网连接,可以查寻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存款信息,迈出了历史重要的一步。京津冀法院网上宣传报道执行网络查控所取得的成效不胜枚举,可谓形势喜人。随着国家互联网大数据战略的高速发展,届时其效率与便捷程度将更加难以想象。它会像潮水一样漫过传统低效的洼地。

    注释

    1、赵国栋《大数据时代的历史机遇:产业变革与数据科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1页

    2、王倩、朱宏峰、刘天华《大数据安全的现状与发展》载《计算机与网络》2013年第16期

    3、钱金华、吴奕《网络时代开启执行新思路 —以支付宝账户的执行为分析对象》载《人民法院报》第8版2014年4月16日

    4、张春艳《大数据时代的公共安全治理》载《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4年12月12日

    5、胡志光、白田甜、李振宇《大数据背景下民事执行查控的创新》载《人民司法·应用》2014年第23期

    6、陈超《智慧城市:智慧来自大数据》载《文汇报》2012年4月9日

    7、袁定波《人民法院信息化建设的3.0时代》载《中国审判》2015年第12期

    8、张新宝《从隐私到个人信息:利益在衡量的理论与制度安排》载中国法学会主办《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9、周汉华《论互联网法》载中国法学会主办《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

    10、王世伟《大数据时代信息安全的新挑战》载《社会科学报》2013年9月5日、文金言《大数据的国家战略》载《中国建设信息》2015年第5期于2015年7月21日访问

    作者: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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