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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少年审判制度的建设与落实
——-以MC县法院少年刑事审判遇到的普遍性问题为视角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刘黎明  日期:2019/6/24 字体: [大][中][小]

    论文摘要:人民法院的少年刑事审判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长,直至今天。其中经历了创设时的艰难,进行过前进中的探索,但少年犯罪问题依然日益严峻,已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成为了世界公害之一。少年正处于发育与成长阶段,其心理不成熟,思想可塑性强。若是教育处罚得当,就能有效地感化和挽救他们,否则其扭曲的心理得不到矫正和治疗,很可能会在他们的心灵上留下向社会复仇的隐患,其犯罪潜能由于年轻而持续时间较长,给社会治安的稳定造成严重威胁。为了预防、控制和减少少年犯罪,我国一直在探索建立具有本国特色的少年司法制度。虽然我国的少年司法工作起步较晚,尽管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在司法实践中注意了少年的司法保护,但目前体制仍存在难以解决的问题,立法滞后、管理上不利于少年审判工作的发展、少年审判队伍不稳定、与公安、检察机关的配合不协调、少年审判的范围过窄等亟待完善。为此从审判实际出发,对我国少年审判的法律适用和机构设置方面作些探讨,以便更好的为审判实践服务,更好地开展少年司法审判工作。

    关键词:少年司法制度 刑事审判  问题  完善建议
   
    本论文共计11094字

    主要创新观点:笔者根据MC县法院刑事审判的实际情况,结合刑事审判中的实践经验,对部分偶犯或初犯、罪行较轻的少年犯罪刑事案件中实行审教结合的审判方式。审教结合的审判方式的探究,旨在对那些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无异议的、主观恶性不深的少年犯罪被告人,依照教育、挽救、感化方针,惩罚和教育相结合,并将少年刑事审判工作中的庭前社会、家庭背景调查,庭审中的教育,判后回访、考察、帮教等措施合理运用。使其真正从内心深处认识到由于自己的犯罪行为给家庭和社会所带来的危害,从而达到更加有效地改造少年罪犯,防止重新犯罪,使法院的审判工作更好地参与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当中去的目的。

    一、当前少年审判工作开展的现状

    以笔者所在MC县法院为例,刑事审判庭只有3名员额法官,承担着繁重的刑事审判工作。若专门设立少年刑事审判庭,无法抽调出专门人员,而且审理少年犯罪案件不同于成年人犯罪案件,它有个向前延伸进行社会调查,向后延伸跟踪回访、考察帮教的过程,比起一般的刑事工作无疑增加大量的工作量;另一方面在办案经费上,少年刑事审判庭无论审理案件还是延伸帮教工作都需要投入较大的诉讼成本,在有限的诉讼资源情况下,法院需投入较大的成本来设立少年刑事审判庭到底应不应该。尚需探究。因此,笔者所在MC县法院在克服了种种困难的情况下采用刑事审判庭的原班人马设立少年刑事审判庭。硬件很快配备起来,但所有少年审判制度,如何运作是空白的,没有先前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一切从头开始,吸取别人的经验。但任何一个事物都必须符合现实情况,笔者所在MC县法院是县级基层法院,面对的少年被告人大多来自农村、城镇,有着与城市里不同的背景,需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来制订符合自身的少年审判制度。在办案中,笔者所在MC县法院始终把查清导致少年犯罪的具体原因置于与查清事实、核实证据同等重要的地位。对少年人刑事犯罪案件,对少年被告人性格特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犯罪前后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并把这一社会调查材料作为少年刑事审判案件特有的诉讼文书归入审判卷案内。积极与检察机关及辩护人协商,会同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实践证明,这一做法是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重要一环,也为日后矫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与此同时制定了一些行为规范,较为实用。 另外在注重少年犯罪刑事裁判文书的制作质量的同时,要求判决书力求反映少年刑事审判的特点,增加透明度,增强说理性,把对少年被告人的教育延续到判决书中。增写关于社会调查材料和开庭审理时查明的少年被告人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客观叙述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对事实和证据的观点,并说明采纳与否的理由;阐明犯罪构成的要件,充分体现教育、感化、挽救,以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注重对少年犯罪被告人犯罪原因的分析,帮助少年被告人回归社会,使少年犯罪被告人心悦诚服。

    二、积极开展少年审判的意义

    (一)少年犯罪形势明显好转。通过对2012至2017年,MC县少年犯罪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两项指标对比,少年缓刑犯重新犯罪率一直保持零纪录。

年 份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案件数

133

155

148

165

158

144

重新犯罪少年人 

0

0

0

0

0

0

(图表一)

    (二)法官进校园讲授法制课深受欢迎。法官走进校园的效应让学校大受裨益,中小学校竞相邀请少审法官到学校授课并呈逐渐上升趋势,3名刑事法官全部受中小学校聘请成为法制副校长或法制宣传员、联络员、辅导员。

    (三)青少年法律意识明显提高。通过实施“法制教育基地、法制进社区、关注留守儿童”等多种形式开展的法律宣传、教育活动,增强了青少年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使他们认识到违法犯罪的危害性,从而自觉远离犯罪。MC县青少年违法犯罪率呈逐年下降趋势。

    (四)对少年犯罪人员帮教取得明显效果。MC县法院审理的未成年犯罪案件,当庭认罪率、悔罪率达到95%以上,轻罪非监禁刑适用率达到90%;经MC县法院缓刑帮教的少年犯罪人员,已有3人升入了高等学府深造,进入企业就业的203人;经缓刑帮教,少年犯罪人员认识到错误,找到了人生方向,父母意识到了家庭教育的欠缺,消除了与子女的隔阂,既维护了家庭幸福,也促进了社会和谐。

    三、积极开展少年审判工作的必要性

    (一)形势所需。笔者将通过对比2012年至2017年少年法庭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相关数据的方法进行说明。

    各年少年犯罪案件数和人数情况如下:

年 份

件数(件)

总犯罪

 

 

涉少年犯罪案   

人 数

(人)

少年犯罪案件占总案件比     

占总犯罪人数比例

2012

133

159

16

18

12%

11.3%

2013

155

184

24

28

15.5%

15.2%

2014

148

179

23

29

15.5%

16.2%

2015

165

192

25

28

15.2%

14.6%

2016

158

179

24

31

15.2%

17.3%

2017

144

219

28

28

19.4%

12.8%

(图表二)

    从这六年以来的少年犯罪案件数和人数来看,犯罪案件数量相对保持平稳,反映了MC县的少年犯罪的预防工作取得一定实效。从政策上看,国家对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高度重视。立法机关先后颁布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少年法庭通过对少年犯罪案件的审理,积极参与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的综合防治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因此,少年法庭在犯罪的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上所体现的价值和作用,少年被告人认罪悔罪的多,服判不上诉的多;抗拒改造的少,重新犯罪的少,是其他工作所不可比拟或替代的。少年法庭以其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果实现了其存在的价值和作用。

    (二) 是坚持以审判为中心适度延伸的司法理念的需要。少年审判首要任务就是审理好少年犯罪案件,它所教育的对象是犯了罪的少年人,它所采取的基本方法是寓教于审,工作的重点应放在诉讼中法庭上。根据少年被告人的心理特点,庭审应当坚持寓教于审,惩教结合的方式,其中法庭教育是寓教于审的重要环节。法庭教育为二个阶段,一个是在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陈述之前,一个是在宣判时。而在长期的审判工作中,对法庭教育作灵活的调整,一般都放在庭审过程中,而很少放在宣判时。在庭审前要找到法庭教育的重点和法庭教育的感化点,这样才能有针对性的做好法庭教育。在法庭调查时,会相应性的问被告人一些家庭和个人情况,了解其心理状态,在法庭辩论结束,被告人陈述之前,审判长根据每个案件的不同情况,依次让公诉人和法定代理人、辩护人、合议庭从不同方面进行法庭教育。针对每个个案对不同的被告人进行不同的教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进行综合教育,让少年被告人从内心处真正悔过,态度应是温和而有力的。这样有针对性的法庭教育才能真正起到良好的效果。

    (三)是坚持少年犯罪从轻量刑理念的需要。对可判可不判的,坚持以不判为主;对可轻可重的,坚持以轻为主;对可关押可不关押的,坚持以不关押为主。

    (四)是坚持对少年被告人和被害人合法权益保护并重的需要。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的少年被告人,加强庭前对于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调解,有利于化解仇恨或矛盾,有利于保障被害人的利益得到实现,被害人若能谅解少年被告人,对少年被告人的刑事判决部分也可适当从轻。有利的保护了被害人的权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

    四、当前少年审判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存在的问题

    (一)相关制度不健全,妥需完善。法庭教育程序、圆桌审判制度、心理辅导制度等这些在少年司法实践中已较为成熟的作法在专章中并没有规定,在现实的审判实践中这些方面的工作需要加以完善。同时没有独立的少年审判实体法,少年刑法制度不明确、过于简单。适用的是与成年人犯罪相同的刑法,在对未成年人定罪量刑时,从轻减轻的幅度没有具体的规定,自由裁量权过大,即使是同一地区不同的基层法院量刑时把握的幅度亦有很大差异。因为这些法律依据的欠缺,阻碍了少年审判工作的深入发展。从审判制度的角度来看,立法规定散见于人民法院组织法、刑法等部门法中,具有“依附性”,且未对少年审判制度作出全面而明确的法律规定。在刑事诉讼程序方面,刑事诉讼法没有特别规定,只有最高院、最高检、公安部的司法性文件,没有相关的法律予以规范。已严重影响和束缚了少年审判工作的生存与发展。

    (二) 各地少年审判工作发展不平衡,亟待规范。由于少年审判的法律依据不足,各地开展的少年司法改革和探索,由于缺乏成熟的理论与立法支撑,缺乏统一指导,显得热情有余而理性不足。没有认识到对构建和谐社会的重大意义,认为法官只需要依法对犯罪未成年人作出判决即可,不需要专门的机构和人员,也无需进行教育、帮教和矫治工作。更有的法官认为,法院是中立的审判机关,其职能是审判,而庭前调查、判后帮教工作是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刑罚执行机关应当履行的职能,法院不应该模糊各机关之间的职能界限,越俎代庖。而且现在法院面临巨大的审判压力,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做庭前调查以及帮教工作。加之少年审判机构的多元化,直接造成法院对涉少年犯罪案件诉讼权利保护和教育、挽救工作的参差不齐,量刑不平衡,从而影响到审判的社会效果。而少年审判队伍的不专业、不稳定以及审判管理的不科学,少年审判队伍缺乏常规的专业培训,缺少心理学、社会学、犯罪学等其他社会知识的培训,导致少年法官在帮教过程中,往往力不从心。还要承担大量的“两个延伸”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这些工作占用了少年法官大量的工作时间。加之现行考评机制欠缺科学性导致法官不愿意长期从事少年审判工作。

    (三)虚报年龄和身份不明现象较严重。虚报年龄的群体大都是外地经济较为落后地区来京务工的农民子女。虚报年龄的多为小报大,大多是想让孩子早日结婚,尽早出来打工等。而身份不明主要是户籍地或者姓名不确定,外来未成年人的虚报年龄现象和户籍、姓名不明给司法机关查证未成年人的身份和年龄带来许多困难,笔者所在MC县法院在2017年涉少年刑事案件庭审遇到17件此类情况,不仅利于及时保障少年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也易导致侦查、审理期限的拖延。同时基于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所限, 造成监护人责任的缺失。亲属远在外地不能很好的履行监护责任。其法定代理人所享有的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申请回避、辩护以及提供少年犯罪嫌疑人成长资料、参加调解等权利都不能很好的行使。在笔者查阅的100名少年犯的样本中,尽管法院采取了各种必要的方式通知其监护人到庭,但是仍有23%的少年犯的监护人由于各种理由不能到庭。因为监护人责任缺失也造成少年犯罪嫌疑人取保候审困难。与本地籍少年犯罪嫌疑人相比,外来少年犯罪嫌疑人取保比例偏低。笔者选取的样本显示,外来少年犯罪嫌疑人中取保比率不足 10%,而本地籍的少年犯罪嫌疑人中取保比率达到78%。差距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外来少年犯罪嫌疑人通常缺乏必要的经济来源和积极负责的家属,提供不了保证人或者保证金。这导致了有许多少年犯判处非监禁刑的比率下降,即便能够被判处非监禁刑,但是审前羁押时就已经受到了羁押场所不良文化的影响,大大影响该类未成年犯的帮教归复效果,对于被判处非监禁刑的外来少年在判刑后再次回归社会时,往往缺乏具体负责接收、安置的机构。无法得到系统可靠的救助,这直接导致重新犯罪率偏高。与此同时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有相关规定。实践中, 绝大多数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是非在校生,亦无工作单位,那么“居住地的基层组织”等包括哪些组织?法律没有明确。对到场的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并没有明确规定。合适成年人的资质和条件没有明确规定。

    (四)社会调查制度落实不理想。调查内容相对简单,监管措施不详细。不管未成年人所犯罪行轻重,之前表现如何,绝大部分评价是好,建议适用非监禁刑,导致法官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有规定。但没有规定具体什么情况下才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可以进行社会调查也可以不进行。现在基层法院普遍的做法是对所有的少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均进行社会调查,但具体的调查程序、内容等并不规范。实际上社会调查的主体范围过广,同一地区不同基层法院的做法也不统一,调查的具体方式、内容、形式各异,有的是询问笔录式,有的是表格加盖公章式,有的是形成调查报告形式。进行社会调查的人员年龄、文化、阅历、思想素质、调查能力、方法等参差不齐,造成社会调查的的质量高低不一。实际执行过程中会面临诸多问题。

    (五)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落实进度不一。目前刑诉法规定了未成年人轻罪记录封存制度。但对犯罪记录封存的内容、程序和执行主体,并没有明确规定。犯罪记录被封存后,再次犯罪的,社会调查报告中是否还应写入前科的相关情况。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如何在判决书中反映。需要出台文件,共同落实。

    (六)法律援助、司法救助、心理扶助及其他社会帮助工作还有待于加强。由于少年被告人家庭困难等原因,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无法得到赔偿或者受害人身心受到严重摧残,需要政府部门出台相关联动措施,进行救助和抚慰,以巩固庭审效果,避免涉诉少年失爱、失教和失学。

    (七)缺乏配合。少年审判辅助体系主体仍存在缺位与失职现象。很多地方的预防少年犯罪权益保护委员会的领导小组设在共青团,而政府未成立相应组织机构,未很好履行政府职能。有些指定辩护人对于被指定的案件不尽心尽力,只是走过场;有些学校和劳动部门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对少年法庭提出的一些有利于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意见措施不予配合;而法院自身无法协调等原因而难以很好实行。另外由于缺乏公安、检察、司法等环节的配合,少年审判辅助体系难以真正建立。导致“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方针无法落地。

    五、完善“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少年审判制度的建议

    (一)积极推动立法,建立独立的少年司法程序制度.建议最高人民法院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在现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基础上,研究制定统一的关于办理少年犯罪案件司法程序方面的规定,实现相关法律规范的整合和协调,并在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把涉及未成年人部分专章分列出来,针对其身心特点,对包括侦查、检察、审判等一系列案件诉讼程序作出特别规定。并结合少年审判工作实际,积极提出完善刑罚体系、刑罚制度的可行性建议, 现阶段,应对司法实践中社会效果较好的做法,如监管令、社会服务令、暂缓判决等,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尽快通过法定的立法程序将其上升为法律,以解决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通过不断完善立法,逐步形成独立的少年司法制度,同时积极推动建立少年保护处分制度。建议引进由司法机关严格按照程序性规则适用的少年保护处分制度,降低处罚、制裁性质。施行多种形式的非监禁化保护处分措施的做法:如实行社会服务令以及训诫、教育上跟进和命令履行某些义务措施等,通过立法增加非监禁化措施,推动我国少年保护处分制度的建立与完善。

    (二)更新司法理念,全面强化对少年权益的司法保护。现代少年司法制度在司法理念等诸多方面与成年人司法制度存在着根本区别。笔者主张少年宜教不宜罚,把教育作为主要的司法权能,寓教于审、惩教结合。在办理少年刑事案件时,应把对失足少年的教育问题作为核心,根据少年被告人的生理和心理特点,采取不同于成年被告人的方式、方法,充分利用审判的各个环节,加强对少年被告人的教育,努力以非惩罚性手段挽救失足少年,促其认罪服法,接受教育,重新做人。但该原则并非排除刑罚,依法应当处罚的,仍应以教育、感化、挽救为目的依法给予惩罚,包括刑罚制裁。并考虑犯罪少年的人身危险性因素,使刑罚的轻重与犯罪少年的人身危险性相适当。少年刑罚行刑个别化应贯彻区别对待政策,实施不同于成年犯的改造措施,多判缓刑,实施替刑制度,放在专门的少年管教所执行,执行中以培训职业技术为主,确保犯罪少年刑满释放出狱后自力更生。同时尽最大限度不判刑。优先考虑适用有利于少年犯改造的刑罚,定罪量刑应尽量轻缓化、非监禁化。

    (三)加强协作配合,要把少年审判工作纳入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来,提高少年司法保护的水平。对少年犯罪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应当立足于建立一整套以司法机关为核心、各司法机关之间联动、配合的工作机制,以确保对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的少年的全面保护。可以探索建立司法联席会议制度,通过法、检、公、司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和集中商议,加强对少犯罪的形势分析和对策研究,制定相应的司法保护措施并强化落实。 可以借鉴外国经验,根据案件数量、区域范围等因素设立少年审判机构。目前我国一些城市创设少年法院的基础环境已经成熟。在巩固和发展多种形式的少年审判组织机构的基础上,积极推进少年审判指定管辖制度。人民法院应当对少年被告人刑事案件实行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将涉少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辖改由上级法院指定某一法院审理。将分散审理的少年犯罪案件集中分配给一个法院审理,向专门少年法院的建立迈出探索步伐,可在省会、直辖市以及较大城市设立相当于基层法院级别的少年法院;在一般的地级市的基层法院设独立建制的少年综合审判庭;在偏远地区的基层法院设少年合议庭或由指定独任审判员审理少年犯罪案件。二审法院为一审法院所在地区的中级法院。所以研究少年审判改革,要将推广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列入重要内容,同步考虑。与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相配套,对少年与成年人共同犯罪分案起诉的案件、对成年人侵犯未成年被害人刑事案件全部纳入接受指定管辖法院的少年审判庭受案范围,统一审判,统一管理。 在人民法院实行指定管辖集中审理制度时,各建立由一家基层检察院和基层法院对应的指定管辖集中起诉集中审理制度。共同联手推广实施指定管辖制度,将便于各地合力开展以社会调查为主线的法庭教育、系列帮教和犯罪预防工作,将“政法办案一条龙”和“社会支持一条龙”机制向纵深延伸。同时吸纳专业人士参与审判,适当拓宽少年审判机构的职能范围,可考虑在少年审判机构下设类似审判辅助组的机构,由调查员和心理辅导师等审判辅助人员组成,分别负责社会调查、跟踪帮教和心理辅导工作,为法官的审判工作出具专业意见和提供专业辅导,将法官从繁琐的辅助性工作中解脱出来。亦可社会调查和跟踪帮教工作由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负责,法院专司审判。少年审判机构的受案范围从单一的刑事案件向综合的刑事、民事和行政案件过渡。

    (四)严格简易程序的适用。在审判中不能一味地为提高庭审效率,节约诉讼成本,扩大适用简易程序的范围,或者将普通程序简化审。对少年犯罪嫌疑人适用简易程序时,应当详细告知其简易程序的含义及适用简易程序的法律后果,还应征求其法定代理人、辩护人的意见。从而从程序上最大程度地保障少年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

    (五)注重运用恢复性司法模式。为确保少年刑事案件的定罪准确、量刑适当,应当通过设立专门的社会调查机构或者社会调查员等形式,在判决前对少年被告人的性格特点、家庭情况、成长经历、教育程度等背景情况进行全面、客观、公正的社会调查,并提出相应的处理意见。少年法庭应对调查报告进行质证和审查。必要时法院也可自行调查。并将其具体纳入到证据规则中去,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证据处理。 为确保社会调查制度要规范运行,社会调查的主体应明确,作为社会调查的主体应当具有中立性,不应有先入为主之见或倾向性,社会调查不能成为求证过程而是科学性保障,社会调查的主体必须具备相关知识,特别是少年心理学方面的知识,同时应当具备丰富的社会知识与生活阅历;必须能够将具体实施社会调查的人员纳入有效的常规管理机制,确保调查的有序性、规范性和有效性。对调查员应有相应的资质要求并加以培训。同时明确社会调查报告的性质和法律属性。实践中社会调查报告不作为证据使用,但是会作为法院量刑的一个参考。因此社会调查制度应属未成年人刑罚裁量制度的内容,同时它还可作为庭审教育、社区矫正、对未成年采取强制措施时的参考。所以社会调查的程序、方式、调查报告的形式、内容等应规范。社会调查要在法院开庭审理前完成,并由调查员签名,提交法庭。庭审中对社会调查报告听取各方的意见。社会调查报告的内容应反映在判决书中。与此同时正确理解和适用合适成年人制度。为了保障涉诉少年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如果其法定代理人不能到场或者是共犯的情况下,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尽量由涉诉少年从“其他成年亲属,所在学校或者未成年人保护组织的代表”等中选择一人担任合适成年人。如果涉诉的未成年人所选择的合适成年人不便或者不能到场的,可由司法机关确定合适的人员。并应当规范合适成年人的权利义务。在公安机关的侦查、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起诉阶段参与讯问,作为合适成年人参与法院的庭审,进行社会调查等工作。并且要将少年犯罪案件与成年人案件在程序上分离,对少年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时,将少年人与成年人分开关押看管;在处理少年与成年人共同犯罪案件时,要分案处理,分别适用不同的诉讼程序,设立专门的办案机构和人员办理少年人犯罪案件。完善法定代理人到庭制度消除少年被告人的紧张无援心理,充分维护少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法庭审理阶段应保障法定代理人的参与诉讼权,正确引导并发挥法定监护人在诉讼中的教育作用,尽量避免和减少司法程序对少年被告人造成的心理影响。同时裁判文书要体现人文关怀。未成年人案件裁判文书的写作应区别于成年人案件的裁判文书,凸显对未成年人的人文关怀。应当针对未成年人的心理特点,采取易于为未成年人理解和接受的用语,深入浅出地解释法律法规,有针对性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法制教育,使未成年人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对社会的危害性,从而对自己的行为产生悔意,自觉认罪伏法。要明确指出未成年人今后的改造方向,帮助未成年被告人改过自新,将法庭教育的内容和对未成年人的期望以“法官寄语”的形式,作为附录写进裁判文书。还要综合考虑被害人的利益,促进调解在少年刑事审判中的运用。应在保护少年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同时对被害人因素给予充分关注,改变目前忽略被害人参与的现状,构建少年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恢复通道,为未成年被告人提供多种悔罪途径。扩大对未成年被告人判处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

    (六)取消对前科报告制度。前科报告制度目的是为了保证从事特定职业、行业的人员的纯洁性,但必然会给曾经犯罪的少年造成某些权益的丧失、资格的限制和名誉的损害,在一定程度上,其延缓犯罪者回归社会进程的负面影响不可忽视。而少年犯罪嫌疑人大多是因一时过错而误入歧途,对其处罚的目的是重在教育而非惩罚,应该让其尽快的回归社会。因此对于取消前科制度是人性的,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少年犯罪嫌疑人重新步入社会时的内心阴影,促进其改造及巩固教育改造的成果,真正减少其重新犯罪的可能性。因此在当前情况下,结合我国实际,可对前科消灭制度作如下设计, 对于被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免除刑罚的,其前科自然永久消灭。刑罚执行期间以及刑罚执行完毕后,均不构成前科。对于处刑在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少年犯,刑罚执行完毕后1年内不再故意犯罪的,其前科自然永久消灭。处刑在5年以上的少年犯罪嫌疑人,前科不在消灭。

    (七)做好追踪帮教工作。对于判处管制、拘役宣告缓刑或者有期徒刑宣告缓刑、免予刑事处罚等少年罪犯,在缓刑考察期间,少年法庭可以协助公安机关同其所在学校、街道、村民委员会、监护人等制定帮教措施,指定考察人员对其进行帮教,实行专人回访考察,有针对性地进行法制教育,并帮助其解决就学和就业的困难。为每个少年罪犯建立考察追踪档案,以便于各有关部门相互衔接,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同时推行“监管令”和“社会服务令”制度,对免予刑事处分、暂缓判决和单处罚金的未成年被告人可向其或其法定代理人、其他监护人发出“监管令”,要求未成年被告人在一定期限内必须遵守和履行某些限制性规定。对于暂缓判决、免刑、缓刑的未成年被告人,责令其在指定场所,完成一定期限的无偿社会服务劳动,通过有意义的劳动树立其自信心,引导未成年罪犯远离犯罪。同时积极探索社区矫正体系,把“监管令、社会服务令”和社区矫正体系结合起来,尽可能让符合社区矫正适用范围的少年罪犯在社区服务中得到改造。

    (八)要加大社会宣传力度。人民法院通过少年审判工作,预防和挽救少年犯罪,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提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为此,全社会都必须本着对国家和民族未来高度负责的态度,不断增强对少年审判工作的辅助支持,早日形成对加强少年审判制度建设的共识,从而全面提高我国对未成年人保护的水平。作为法院本身,要通过加强对少年审判工作规律和特点的宣传,总结成功经验,推广先进做法,大力宣传少年审判中秉公执法、刚正不阿、清正廉洁、富有爱心和神圣责任感的优秀法官,展现少年审判特有的魅力与风采;要积极与新闻媒体合作,加强对法院运用司法手段维护少年合法权益的报道力度,努力促使少年利益优先、少年利益最大化等少年司法理念深入人心。

    结语

    少年审判制度如何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法院要认清形势,把握机遇,把认识统一到全面推进未成年人的司法保护、提高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水平上来,根据未成年人的特点和心理特点,坚持法律规定的原则,正确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并采取相应预防保障措施净化社会环境,进一步增强做好少年审判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提高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公正高效权威的司法保障。

    注释

    1、张宇、张强《从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看我国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上海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3年8月第23卷

    2、王晓松、刘立杰《新刑诉法未成年人案件特别程序难点问题预判及应对》2013年4月1日

    3、李世聪《论刑事诉讼中未成年人司法保护的不足》政法学刊,2002年

    4、曾康《我国未成年人案件庭前社会调查制度的不足与完善》《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3期

    5、姚建龙《权利的细微关怀―合适成年人参与未成年人刑事诉讼制度的移植与本土》北京大学出版2010版

    6、施琦、康树华《再论少年司法制度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示》《青少年犯罪问题》2013年第3期

    7、叶青、王超《创立少年法院的若干问题思考》青少年犯罪问题研究2001,(3)

    8、万秀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定管辖后新情况的思考》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

    9、宋志军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法律科学》2016年第5期

    10、于国旦《少年司法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

    作者:孟村回族自治县人民法院  

    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进行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的研究成果,特此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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