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建议是法院系统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的工作。2023年11月16日起，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综合治理类司法建议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开始施行，标志着人民法院的司法建议工作开始在法治轨道上有序开展。2024年始，各级人民法院更是开始把其当作一项纳入重要日程的工作广泛开展。

    其实，对司法建议一词，于人民法官并不陌生。《人民法院报》社推出的2011年度十大关键词的第五项，即是司法建议，并请知名法学家做点评。鉴于当时的关注度，笔者撰写了《法官的司法建议》一文，主要从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公民意识三个维度，论述法官做好司法建议工作的必要性。时移事宜易。新的规范化规定，要求法官必须有新的理念和做法。本文拟从问题导向的角度谈谈自己的看法。

    法官要通过案件本身发现并提出问题。最高法在介绍《规定》起草思路时指出，司法建议的提出，需“针对引起类案多发高发的深层次问题”。每一类案件只要存在多发高发现象，一定有它发生的原由。存在未必一定合理，不少多发高发案件的发生，原本并非不可避免。对于问题发生原因的分析，我们有很多归因方法。按日常生活经验，可简单分为人为和非人为，不论其背后有何种复杂的背景。毫无疑问，人为原因当是分析问题的入手。是预防不足、重视不够，还是制度缺失、发展必然等等，不论哪类，都离不开人这一主要主体。毕竟，所有的案件皆因人、因人所为之事而发。但法官个人，通常只负责对个案进行办理。再加上当前案多人少的办案压力、法院内部管理原因导致的交流不畅，一个法官很可能不了解其他法官办理的同类案件，有时仅是知晓某庭某法官办理过、在办理同类案件，“同案不同判”现象从一个侧面可以予以印证。司改之后，不少法院规定某类案件集中到某庭、某团队办理，不过，其出发点并非在于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乃是出于案件压力方才采取的“规模化生产”方式，意在提高办案效率。之所以集中办理，多因案件数量多、办案压力大。而办理此类案件的法官往往是连轴转，根本没有精力沉下来对案件进行梳理、分析、总结，发现或提出问题常常是感性居多，要求其形成规范化的司法建议确有些勉为其难。若确有完成司法建议的任务压力，法官多是针对了然于胸的个案提出，代表性、全面性、深入性无疑会大打折扣。如何落实好《规定》，当前来看，恐更多依赖法官个人对岗位职责的认知和敬业精神。

    法官要通过案件办理过程分析问题。一名合格法官，通过办理案件发现并提出问题并不是一件难事；对发现的问题进行分析，时间允许的话或许也不是太难。但分析是否深入并切中要害，既考验法官的工作态度，更考验法官的能力和水平。法官的专业是法律，而每个个案体现的是生活、是工作，是人情世故；多发高发的类案，折射的是社会，至少是承办法院辖区内不可忽视的社会现象。所以，《规定》着眼于综合治理类司法建议，导向则在于深化诉源治理。法官在分析问题时，一定要放宽视野，从社会治理的角度出发深入进行分析。如果把出发点仅放在法律的角度，可能就变成了“立法”建议，或变成了为司法实践提供素材的调研分析材料。从这点考虑，要求法官必须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不但通晓法律，还应洞察世事。法院在查找自身缺点和不足的报告或总结中，经常会讲，一些法官就按办案、机械司法，一定程度上即是视野不够开阔所致。同时，二十一世纪是飞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人工智能等等，令人目不暇接，由此产生的各类新型纠纷同样不断考验着法官的适应能力。毫不夸张的说，智能时代，智慧法院建设考验着法官的智慧。

    法官要通过案件的裁决与分析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解决问题是司法建议的工作目标和着眼点、落脚点。一般情况下，如能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刻的分析，提出的方案多有可能切实可行。但是，前面已提到，法官的专业是法律，理论上讲“隔行如隔山”。但法律毕竟是治理社会极为重要的方法和措施，涉及诸多行业。法官在学习、研究、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必然要对社会治理现象和问题进行思考、研究、处理，很多法律的出台，本身即是社会治理需求的产物。但是，各行各业毕竟有自身的特点，能够涵盖方方面面的法律法规多是原则性、规则性规定，法官要提出建设性的司法建议，扎实聚焦“民生图景”，“抓前端、治未病”，离不开结合案情并与相关部门、组织、单位沟通交流。所以《规定》要求：人民法院提出司法建议前，应当结合审判执行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充分调查研究，并积极与被建议单位沟通，听取其意见。毕竟，被建议单位对自身行业、领域的工作运行模式、特点了解程度更深刻，各方面情况掌握的更细致、更全面，法官在向被建议单位了解情况后所提建议自然会更有针对性、现实的可操作性和实效性。（作者单位：河南省信阳市平桥区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