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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程起:风雨沧桑四十载 丹心一片照汗青
读《风雨漫漫四十年》札记
来源:中国法治 作者:尹程起  日期:3/10/2026 字体: [大][中][小]

    在中国近代波澜壮阔、风雨变幻的历史长河中,有这样一位人物:他出身豫西名门,少年立志报国,投身辛亥革命,亲历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武昌起义、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一系列重大历史转折;他半生戎马,官至高位,却始终心怀百姓、清廉自守;他酷爱金石,倾尽家财搜集唐代墓志,建成举世闻名的千唐志斋,守护中华文脉;他晚年幡然醒悟,率部起义,走向人民,成为爱国民主人士的典范。他就是被毛泽东同志亲切称为“中原老军事家”的张钫先生。

    前不久,辛亥革命元老、著名爱国将领张钫先生的儿子张广平大伯委托朋友,从台湾给我捎来四本书,其中一本张钫先生亲笔撰写《风雨漫漫四十年》。                                         

张钫先生

    近日,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通读了张钫先生亲笔撰写、由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11月出版的回忆录《风雨漫漫四十年》。这部近三十万字的著作,是先生以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的身份,对自己从1906年投身革命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四十余年间人生轨迹与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书中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刻意的修饰,更没有虚妄的拔高,唯有朴实无华的叙述、冷静客观的反思、真挚深沉的情感,将一段风雨如晦、波澜壮阔的近代历史徐徐展开。

    通读全书,仿佛跟随先生穿越了半个世纪的风雨,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的沉沦与觉醒、战乱与苦难、抗争与新生。先生以个人命运映照国家命运,以亲身经历还原历史真相,字里行间既有对家国苍生的悲悯,对革命初心的坚守,对历史得失的反思,更有对光明道路的追寻与抉择。这部回忆录不仅是一部珍贵的个人传记,更是一部鲜活的近代史料、一部厚重的人生教科书,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与精神价值。掩卷长思,心潮澎湃,感慨万千,遂作此札记,以记所思所感。

    一、少年立壮志 热血赴国难:辛亥革命浪潮中的觉醒与担当

    张钫先生生于1886年,河南新安铁门镇人,字伯英,号友石。他出生的年代,正是大清王朝风雨飘摇、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末世。西方列强入侵,清廷腐朽无能,割地赔款,百姓流离失所,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少年时代的张钫,虽家境尚可,却早已在耳闻目睹中感受到了时代的苦难与民族的屈辱,心中早早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

    《风雨漫漫四十年》开篇,先生便以平实的笔触回忆了自己的童年与少年求学经历。他自幼聪慧,早年接受传统私塾教育,后随着新学兴起,转入新式学堂读书。在读书过程中,他广泛接触新思想、新知识,阅读了大量宣传革命、反对帝制、倡导共和的书籍报刊,逐渐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本质,坚定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振兴中华”的理想信念。先生在书中写道,彼时的中国,“如久病之躯,沉疴难起,非大破大立,无以救亡图存”,这正是一代进步青年的共同心声。

    1907年,张钫毅然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炮兵科。这一选择,奠定了他一生戎马生涯的起点。在当时,投笔从戎、学习军事,是无数热血青年救国的直接路径。保定军校作为近代中国军事人才的摇篮,汇聚了大批有志之士。在校期间,张钫不仅刻苦学习军事理论与作战技能,更积极参与革命活动,秘密加入同盟会,成为河南、陕西一带早期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他利用学生身份,联络同志,传播革命思想,为日后武装起义积蓄力量。

    先生在书中详细记述了辛亥革命前夕的革命形势与秘密活动。彼时的清廷,已是强弩之末,各地革命起义此起彼伏,武昌起义更是点燃了全国革命的燎原之火。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张钫受同盟会指示,在陕西西安积极策划组织武装起义。他联络新军、会党、进步学生,于10月22日发动西安起义,一举光复西安城,打响了北方各省响应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极大地鼓舞了全国革命士气。

    起义成功后,张钫被推举为秦陇复汉军东路征讨大都督,率部出潼关,与清军主力展开激战。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以劣势兵力牵制数万清军,有效减轻了武昌革命军的压力,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这段记述中,先生没有渲染自己的功绩,而是客观叙述战争的残酷、将士的英勇、百姓的支持,字里行间充满了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与对初心的坚守。

    读至此处,我深深感受到,青年张钫身上所展现出的,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家国担当。他本可以凭借家世安逸度日,却选择了最危险、最艰难的革命道路;他本可以置身事外,却毅然扛起救国救民的大旗。这种少年壮志、热血报国的精神,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辛亥革命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走向,也塑造了张钫的人生品格——爱国、勇敢、坚毅、担当,成为他一生不变的底色。

    二、乱世守初心 仁心济苍生:军阀混战岁月里的坚守与悲悯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中国并未因此走向和平与统一。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后,复辟帝制,军阀割据,连年混战,中原大地生灵涂炭,百姓陷入了更深重的苦难之中。这一段岁月,正是《风雨漫漫四十年》中篇幅最长、情感最沉、反思最深的部分,也是张钫先生人生中最艰难、最挣扎、最能体现人格光辉的阶段。

    从1912年民国建立,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再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二十余年间,中国大地战火不息,派系林立,你方唱罢我登场。张钫作为陕西、河南一带极具影响力的军事将领,先后参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中原大战等一系列战事,历任陕西靖国军副总司令、河南省政府代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军总指挥等要职。身处乱世漩涡之中,他也曾迷茫、也曾困惑、也曾身不由己,但始终坚守着三条底线:不残害百姓、不割据称雄、不卖国求荣。

    先生在书中毫不避讳地回忆了军阀混战的黑暗现实:“兵连祸结,田园荒芜,饿殍遍野,民不聊生,所谓共和,徒有虚名,所谓统一,分崩离析。”他亲眼目睹战争给百姓带来的毁灭性灾难,内心充满痛苦与自责。与那些横征暴敛、烧杀抢掠的军阀截然不同,张钫始终坚持“治军以仁,爱民为本”。他所率领的部队,纪律严明,严禁扰民,不抢粮、不抓丁、不欺民,在当时的军队中堪称一股清流。

    在主政河南期间,张钫面对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灾难深重的局面:匪患横行、旱灾蝗灾频发、水利失修、教育凋敝。他没有追求个人权势与财富,而是竭尽全力为民办实事、解危难。书中最令人动容的,是他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记述。那场百年不遇的大旱,导致河南全省饿死百姓超过百万,逃荒者不计其数,惨绝人寰。面对饥民遍野的景象,张钫痛心疾首,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方奔走,呼吁救济,变卖家产,设立粥厂,安置流民,竭尽全力拯救百姓于水火。

    他在书中写道:“身为地方长官,眼见百姓饿死道旁,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此乃我之奇耻大辱,虽万死难辞其咎!”这种发自内心的悲悯与自责,正是一位真正爱民者的真情流露。在那个高官只顾自保、发国难财的年代,张钫的仁心善举,如同黑暗中的一束光,温暖了无数苦难百姓的心,也因此被河南父老亲切地称为“老乡长”。这一称呼,不是官职,却是百姓给予的最高荣誉。

    此外,先生在乱世之中,始终重视教育与文化。他深知,国家要复兴,民族要自强,根本在教育。无论战事多么紧张,他都坚持兴办学校,保护师生,资助贫寒学子,甚至在战火中迁徙学校,保护教育火种不被熄灭。他重修古迹,整理文献,保护文物,为中原文化的延续作出了重要贡献。

    通读这一部分,我深刻体会到:真正的英雄,不是在顺境中建功立业,而是在乱世中坚守良知;真正的将领,不是攻城略地杀人无数,而是心怀苍生护佑百姓。张钫在军阀混战的浊流中,没有同流合污,没有随波逐流,始终以良知立身,以仁心行事,守住了做人的底线,守住了为官的本分,这种品格,在任何时代都弥足珍贵。

    三、上马击狂胡 下马护文脉:抗战烽火中的家国大义与文化坚守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华民族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这是近代中国最危险、最悲壮的历史阶段,也是检验每一个中国人气节与灵魂的试金石。在《风雨漫漫四十年》中,张钫先生以沉重而坚定的笔触,记述了自己在抗日战争中的经历与抉择,展现了一位中国军人宁死不屈、共赴国难的民族气节。

    全面抗战爆发后,年过半百的张钫主动请缨,奔赴抗日前线。他历任第一战区预备军总司令、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副院长等职,虽不再直接指挥一线作战,却始终奔走在河南、陕西、湖北一带,组织军民抗战,筹集抗战物资,稳定后方秩序,鼓舞军民士气。他在书中明确表示:“日寇入侵,亡国灭种在即,凡我中华儿女,无论男女老幼,无论官民贫富,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粉身碎骨,在所不辞!”

    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与威逼利诱,张钫始终坚守民族气节,坚决不与日寇合作。当时,日军妄图利用他在中原的声望,拉拢其出任伪职,建立傀儡政权。先生断然拒绝,痛斥日寇暴行,明确宣告:“中国人可杀不可辱,头可断,血可流,绝不做汉奸,绝不卖国求荣!”这种铮铮铁骨,彰显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脊梁。

    抗战岁月,不仅是张钫践行军人使命的时期,更是他守护中华文化根脉的关键阶段。先生一生酷爱金石书画、碑帖墓志,是近代著名的收藏家、鉴赏家。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便目睹洛阳邙山一带古墓被盗掘,大量唐代墓志文物流失海外,痛心不已。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他下定决心,倾尽半生财力、物力、精力,四处搜集流散的唐代墓志,运回故乡新安铁门镇。

    在抗战最艰苦的岁月里,即便战火纷飞、物资匮乏,他依然没有放弃保护文物的事业。他组织工匠,开凿窑洞,将搜集到的千余方唐代墓志镶嵌于窑壁之上,建成了举世闻名的千唐志斋。这座中国唯一的唐代墓志博物馆,被誉为“石刻唐书”,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唐代历史文献、书法艺术、社会风俗资料,填补了唐代历史研究的空白,成为中华文明的瑰宝。

    先生在书中写道:“武力可以亡国,绝不能灭史。文化是民族之魂,只要文脉不断,中华就不会亡。”在他看来,守护文物,就是守护民族的记忆,守护文化的根脉,这种坚守,与战场上杀敌报国同样重要。上马能击狂胡,下马能护文脉,文韬武略,兼备一身,这正是“儒将”二字的最好诠释。

    在抗战的记述中,先生还写下了对人民力量的深刻认识。他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发动群众,英勇抗战,得到百姓的衷心拥护;他看到无数普通百姓为了保家卫国,不惜牺牲生命。他在书中反思:“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此乃千古不变之真理。”这一认识,为他日后最终选择走向人民、率部起义埋下了重要的思想伏笔。

    四、迷途知返路 丹心向光明:历史转折关头的抉择与新生

    1945年抗战胜利后,饱受战乱之苦的中国人民热切期盼和平与统一。然而,国民党当局执意发动内战,再次将中国拖入战火之中。此时的张钫,已年逾花甲,历经四十年风雨沧桑,他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独裁、脱离人民有了更加清醒、深刻的认识。

    在《风雨漫漫四十年》的最后篇章,先生以极其坦诚的态度,回顾了自己在历史转折关头的心路历程与最终抉择。他写道:“抗战八年,生灵涂炭,百姓再经不起战乱。国民党内部腐败不堪,官员贪赃枉法,横征暴敛,早已失去民心。这样的政权,注定不能长久。”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国民党政权土崩瓦解,兵败如山倒。1949年,张钫受命前往四川,负责整编部队。此时,蒋介石多次命令其率部顽抗,妄图割据西南。面对历史的抉择,是负隅顽抗,还是顺应潮流、投向光明?张钫在痛苦而清醒的思考后,毅然作出了正确选择:率部起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四川和平解放贡献力量。

    1949年12月,张钫在成都率部通电起义,正式宣告与国民党反动政权决裂,走向人民,走向光明。这一抉择,不仅避免了战火对成都百姓的摧残,保护了大量文物与城市建筑,更让他自己的人生完成了最光荣的蜕变--从一位旧军队将领,转变为一名爱国民主人士。

    先生在书中深情写道:“四十余年风雨漫漫,走过弯路,历经坎坷,今日终于找到正确的道路。投向人民,投向光明,此乃我一生最正确、最光荣之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张钫受到党和人民的尊重与信任。他历任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等职,积极参政议政,投身国家建设,致力于祖国统一事业。他将毕生收藏的千唐志斋全部无偿捐献给国家,让文化瑰宝真正属于人民。他晚年潜心撰写回忆录,就是为了真实记录历史,总结经验教训,启迪后人。

    读到此处,我深深敬佩张钫先生迷途知返、顺应潮流的大智慧与大勇气。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许多人因执念、权势、利益而选错道路,最终被历史抛弃;而张钫却能抛开个人得失,以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为重,毅然选择光明,这种清醒与勇气,远比战场上的胜利更加可贵。他的人生轨迹证明:无论走过多少弯路,只要心怀正义,心系人民,最终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明大道。

    五、人格昭日月 家风传千古:《风雨漫漫四十年》中的精神品格与当代价值

    一部好的回忆录,不仅记录历史,更塑造人格;不仅讲述故事,更传递精神。通读《风雨漫漫四十年》,张钫先生的形象在我心中愈发清晰、高大、立体。他不是完美无缺的神,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过迷茫、有过挣扎、却始终坚守良知与底线的人。他身上所展现出的精神品格,穿越百年时光,依然熠熠生辉,成为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一,矢志不渝的爱国情怀。 张钫的一生,始终以国家兴亡、民族安危为己任。从青年投身辛亥革命,到中年抗战救国,到晚年投向光明,爱国二字,贯穿始终。无论身处顺境逆境,无论身居高位还是遭遇挫折,他从未改变对国家、对民族的赤诚之心。这种爱国,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是战场上的浴血奋战,是乱世中的护佑苍生,是危难时的坚贞不屈,是抉择时的顾全大局。

    第二,心怀苍生的仁政思想。 先生一生为官,始终牢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不贪权、不贪财、不徇私,心中装的是百姓疾苦,念的是民间冷暖。在军阀横行、民不聊生的年代,他能做到清廉自守、赈济灾民、爱护百姓,实属难能可贵。他用一生践行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古训,诠释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深刻道理。

    第三,坚守道义的人格风骨。 身处乱世,张钫始终坚守道德底线,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不向强权低头,不做汉奸,不谋私利。面对利诱不动心,面对威胁不畏惧,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的人格风骨,如青松般挺拔,如翠竹般高洁,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第四,珍视文脉的文化自觉。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张钫以一己之力保护千余方唐代墓志,为中华文明守住了一段珍贵历史。他深知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是国家的根基。这种对文化的敬畏与守护,体现了一位中国人最深沉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千唐志斋不仅是一座博物馆,更是先生精神世界的象征--沉静、厚重、不朽。

    第五,知错能改的自省精神。 先生在回忆录中,从不回避自己的不足与失误,对自己在军阀混战中的经历进行了深刻反思。他不文过饰非,不夸大功绩,以极其坦诚的态度面对历史、面对自己。这种自省与坦荡,正是君子之风。

    在今天这个和平繁荣的时代,重读《风雨漫漫四十年》,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我们生活在没有战火、没有饥荒的年代,不必再像先生一样在乱世中挣扎求生,但先生身上的爱国情怀、为民初心、人格风骨、文化担当,依然是我们必须传承与坚守的精神品质。

    对于个人而言,先生的人生告诉我们:做人要坚守良知,做事要坚守道义,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不能丢失初心与底线;对于社会而言,先生的事迹启示我们: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关爱他人,心怀家国;对于国家而言,先生的一生证明: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维护人民利益,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民族才能伟大复兴。

    六、风雨已过 精神永存

    合上书卷,《风雨漫漫四十年》中那些鲜活的人物、悲壮的历史、深沉的情感,依然在脑海中回荡。张钫先生以四十年风雨人生,见证了旧中国的苦难与抗争,书写了一位爱国志士的坚守与抉择,留下了一部厚重而真实的历史绝唱。

    他是辛亥革命的志士,是乱世中的仁者,是抗战中的英雄,是文化的守护者,是走向光明的爱国者。他的一生,波澜壮阔,坎坷曲折,却始终光明磊落,丹心一片。正如千唐志斋中那些沉默的碑刻,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字迹清晰,精神不朽。

    风雨漫漫四十载,岁月匆匆已百年。

    先生虽逝,风骨长存;

    精神如炬,照亮后人。

    读《风雨漫漫四十年》,是读一段历史,是读一位伟人,更是读一种精神,读一种力量。愿我们以先生为榜样,铭记历史,坚守初心,胸怀家国,心系人民,在新时代的征程中,书写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与担当,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作者简介:尹程起,河南鹿邑人,中共党员,经济师,大学本科学历,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和中共中央党校函授学院。1981年10月入伍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舟桥团89131部队,1984年1月转业铁道战备舟桥处。1992年3月,调到家乡“羲皇故都、老子故里”--河南省周口市工作,历任记者、秘书、科长,周口市招商引资局局长,周口市商务局副局长、一级调研员;周口市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文章先后在《人民日报》《经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科技日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大众日报》《香港大公文汇网》《香港紫荆网》《中华时报》等媒体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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