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认定了3年工龄，我的养老金每个月能多几百块，这不仅是钱的问题，更是对我那些年付出的认可！”近日，年过六旬的田某专程赶到通化铁路运输法院，将一面鲜红的锦旗送到行政审判团队手中，他激动地握住黄佳思法官的手，反复地说着“谢谢”，脸上是如释重负的笑容。

    这面锦旗的背后，是一段关于“如我在诉”、将心比心的办案故事。

    岁月深处的“断档”

    三十多年前，田某在当地一家建筑公司挥汗如雨，把人生最好的时光砌进了一砖一瓦，然而当退休的脚步临近，一纸工龄认定却让他的心头蒙上了阴影——由于企业档案只保存到1993年，之前的工资记录散失殆尽，人社部门只能认定其参加工作时间始于1993年，而此前的多年工龄，成了档案里的“断档”。

    那段在工地上风吹日晒的日子，难道就这样从记录中消失了？田某不服，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案件到了黄法官手中，翻阅卷宗，她看到了田某提交的一份1990年劳动合同鉴证名册，以及几位老工友的证言，这些材料虽不完整，却隐隐指向一个事实：1990年5月，田某已被企业招为临时工，可问题是三十多年前的用工手续、工资台账，早已随着企业改制、人员更迭而难以寻觅，要求一位普通职工补全所有“正规手续”，近乎不可能。

    将心比心的“拉锯”与破局

    如果机械地套用证据规则，法院完全可以以“证据不足”判决驳回。但黄法官没有这样做，她反复问自己：如果我是他，干了那么多年，就因为单位档案没保存好，工龄就“蒸发”了，我能接受吗？

    正是这份“如我在诉”的共情，让她决定往前多走一步——先调，再判。

    她把双方请到一起，田某说起往事声音发颤，人社局一方也道出难处：政策摆在那，没有招用手续，不敢开口子，第一次调解就这样不欢而散。黄法官没有气馁，她分别给双方打电话、约谈，对田某耐心解释政策，告诉他哪些材料还能去找；对人社局反复沟通案件的特殊性——年代太久，企业改制多次，档案散失不是田某的错，前前后后，她组织了三次当面调解，电话沟通十余次。

    在调解过程中，她查阅了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判例，发现法院在养老保险资格认定案件中普遍倾向于保护职工利益。有了这些支撑，她意识到单纯靠调解已难打破僵局——人社部门需要一份正式的文书来“托底”。于是，她主动向人社局发出了《行政机关自我纠正建议书》，详细分析案件特殊性，建议本着实事求是原则，将田某的参加工作时间认定为1990年5月。

    这份建议书并不是冰冷的法律文书，而是一份带着温度的沟通。人社局认真研究后采纳了法院的建议，田某的参加工作时间从1993年回溯至1990年——三年工龄，就这样被“找”了回来。

    锦旗背后的“好消息”

    争议化解了，田某主动申请撤诉，但故事并没有就此结束。

    送锦旗那天，田某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退休手续顺利办结，养老金将按新认定的工龄进行发放。“钱是一方面，关键是那段日子终于被承认了。”他说这话时，眼角的皱纹都在笑。

    这面锦旗，不仅是对一位法官的感谢，更是对一种司法理念的认可。在行政诉讼中，老百姓面对行政机关，往往处于证据和信息的不对等地位，如果法院只做“旁观者”和“裁判者”，许多有理但证据不全的案件将难以得到公正处理，而“如我在诉”，就是要求法官把自己代入当事人的处境，在法律框架内穷尽一切可能——调解、协调、发出建议书——去寻求实质性的解决方案。

    从十余通电话、三次面对面调解，到一份《行政机关自我纠正建议书》，再到一次工龄重认、一面锦旗，通铁法院用行动诠释了什么叫“案结事了人和”，正如黄法官所说：“我们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别人的人生。能帮当事人解决实际问题，比什么都强。”

    三年工龄，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或许只是一小段，但在一位老人的退休生活里，却是实实在在的尊严与保障。法律并非冰冷的刻度，而司法的温度，就藏在那一次次不厌其烦的调解里，藏在那一步“主动向前”的担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