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市滨江区“80后”干部郑文星化身骑手体验送餐60天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基层治理的深层逻辑。当他在商业街区精准增设换电柜、电动车维修点时，那些曾经门可罗雀的驿站终于飘出饭菜香；当杭州市委社会工作部推出的“小哥码”让1300个小区向骑手敞开大门时，5分钟的通行时间差背后，是治理者对民生痛点的精准捕捉。这些鲜活案例揭示的治理真谛，值得每个握有公权力的人深思：民生工程不是盆景展示，而是要真正扎根在群众需求的土壤里。

    “自嗨式”服务的病根，在于某些决策者陷入了“自我感动”的认知陷阱。在偏远乡村建豪华充电桩却无电网配套，让民生工程沦为“景观摆设”；强制要求基层干部拍摄视频汇报工作，催生出“屏幕里的形式主义”；把“办实事”简化为“办活动”，追求瞬时热度却忽视长效机制。这些现象折射出治理思维的异化——将“完成任务”等同于“解决问题”，用“自我感动”替代“群众感动”，最终陷入“干部忙得团团转，群众依然不买账”的治理困局。

    破解困局的关键，在于建立“逆向设计”的治理思维。传统治理模式如同“政府端菜”，服务供给往往基于决策者的想象；而“群众点单”模式则要求治理者俯下身段，用脚步丈量民情。郑文星在调研中发现，骑手们需要的不是装饰精美的休息区，而是能随时更换电池的智能柜、能快速加热饭菜的微波炉；杭州市推出的“小哥码”不是闭门造车的产物，而是经过逐个小区踩点、多方会商的结晶。这种从“供给导向”向“需求导向”的转变，本质上是对治理逻辑的重构——让服务设计回归“用户思维”，让政策制定遵循“需求法则”。

    实现这种转变，需要治理者练就“沉浸式”调研的真功夫。这不仅是物理空间的融入，更是情感共鸣的抵达。当干部们脱下西装穿起骑手服，才能在汗流浃背中体会“充电桩与换电平台的时间差”；当决策者走进田间地头，才能理解“豪华充电桩”在乡村电网中的荒诞；当管理者亲历办事流程，才能破除“视频汇报”等形式主义的生存土壤。这种“角色代入”的调研方式，能撕开数据报表的滤镜，让治理者直面最真实的民生痛点。

    民生工程的生命力，在于建立“需求响应—服务优化—效果评估”的闭环机制。杭州“骑手友好服务街”的改造，不是调研结束的句号，而是服务升级的起点：通过骑手APP收集实时反馈，根据订单高峰调整服务时间，联合商家推出专属优惠。这种动态优化机制，让公共服务始终保持着与民生需求的同频共振。当治理者把群众评价作为政策迭代的风向标，民生工程才能从“一时亮眼的盆景”蜕变为“持续生长的森林”。

    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的征程中，我们需要更多郑文星式的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真心倾听民意，用智慧破解民忧。当治理者真正把“人民至上”的价值理念转化为“躬身入局”的行动自觉，当民生工程的设计图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坐标原点，那些曾经“晒太阳”的充电桩、闲置的驿站，终将化作群众脸上绽放的笑容，成为城市温度最生动的注脚。（团林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