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我国经济发展步入新常态，我国社会也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一方面，是发展创新型社会的呼唤，需要激发社会的深层活力；另一方面，是多种社会问题的集中出现，需要有效的社会治理。面对当前复杂的社会现状，依靠传统的政府管理模式已经无法有效满足日趋多样的民生诉求，我们只有推进社会模式的创新，才能实现从管理到治理的升级。

    治理模式创新是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封建社会时期，科技发展缓慢，人民以温饱为生活目标，个体需求相差无几，高度规范的管理流程可以满足这种社会现状。无论汉唐，还是宋明，王朝虽然更迭，但管理思想却一脉相承。新中国成立后，虽然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社会管理模式依旧比较古板，不够灵活变通。而时至今日，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大改善了人们生活的质量，人民超越温饱“底线”，不断产生新的追求，单单依靠政府管理已经无法满足。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带来了专业化的社会组织，引进来了相应的服务内容。可见，实现社会治理的升级，是满足多样化社会生活发展的基础。

    治理模式创新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需要。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大众在社会生活中面临的问题越来越多，以前较为隐蔽的生态安全、分配公平都逐渐受到关注，加之互联网时代来袭，更让这些问题“雪上加霜”，在工作处理中稍不留意就会引发社会冲突。众所周知，昔日的管理模式以政府为核心，重结果轻手段，为安定团结可以截留上访，为社会平稳可能隐瞒真相，结果往往是矛盾加深，社会动荡。我们只有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改变老旧思想，用最快的反应速度与最优的处理结果取得民众满意，才能在这个信息交错纵横的时代，保持和谐发展的良好大局。

    治理模式创新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需要。在我国社会管理工作中，政府经常同时扮演着“运动员”与“裁判员”的双重角色，由于利益牵扯，正常行政管理举措常引起社会大众的质疑。治理模式创新，意味着社会治理主体的添加，为破解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众所周知，旧城改造经常面临“拆不动”的烦恼，而成都曹家巷却实现了建设目标，保障了居民利益，究其关键正在于曹家巷居民成立自治改造委员会，将拆迁工作的主角变为居民，管理部门注重监督、引导，通过基层民主的自治力量，确保了拆迁工作的顺利进行。在我国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类似问题屡见不鲜，只有发展基层民主，才能依靠社会合力解决。

    以前，社会管理是以政府为主导的治理模式，通过树立政府权威，以严格的法令管理社会是较为现实的考量和选择。而今，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权利意识觉醒，更加注重公平正义。如今的社会治理，讲求梳理各方关系，使其各有所得，通过深入渗透，温润圆融地化解矛盾，实现和谐的稳定局面。相信随着创新思维融入治理的方法，我们必能找到社会矛盾的“奇点”，提升服务治理，增加民众福祉。（作者单位：河北青县县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