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风险“是现代化、技术化和经济进程的极端化不断加剧所造成的后果”。科技是一把双刃剑，人工智能技术在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乃至风险。技术风险是风险社会的主要特征。“在风险社会中，风险一般都会从技术风险自我转换为经济风险、市场风险、健康风险、政治风险等。”风险本身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无法回避的。人工智能既孕育机遇，也潜藏风险，对政党的政治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党建中的工具化倾向

　　人工智能时代新技术的成熟不会一蹴而就，其发展和应用的过程是缓慢的。暂且不论其他因素的影响，仅仅就技术本身的使用而言也存在风险。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党的建设中，其优势马上得到显现，特别是其智慧化、中立性、便捷性，都很快让其在党的建设中崭露头角，并迅速占据重要位置。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帮助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和制度治党走向深入、迈向更高水平。然而，技术滥用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党也会因为技术驾驭能力的不足，在意识形态、民主政治、社会治理、国家主权等方面面临危机。人工智能技术很可能变成“傀儡”，如同一个“提线木偶”，会被用来从事违法乱纪的活动。例如，人工智能在新闻宣传领域的应用，算法定向推送新闻进而塑造了人们看到的内容，为党派分化提供了机会。

　　（二）党的建设理念、思维异化

　　“风险是依据人们特定的社会文化感知和定义来建构的”，它混合了“政治、伦理、演绎、媒体、科技、文化以及人们的特别感知。”新技术从器物开始到社会关系的影响，乃至更深层次的思维理念深刻变革。当技术不断增强人们驾驭社会或获取权力的能力与获得感时，长期沉浸在物的获得之中，导致人思维和意识的蜕变乃至堕落，使得技术产生“恶念”。在这种恶念的驱使下，使得技术褪去原有的纯粹，人工智能被滥用甚至走向失控。

　　党的建设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原本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人工智能确实能够发挥积极作用，但也并不尽然总是积极向好的，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消极影响。当党员或者党组织被人工智能所左右乃至驱使的时候，党就沦落为人工智能的附庸。此时，人工智能不仅有挤占党组织和党员活动空间的可能，而且还会有取代党的领导的风险，还会将人工智能的所有不好的影响转嫁给党。这会给党的形象和声誉造成极大的伤害。党的建设就会面临着内在的建设成效和外在的领导辐射效应的“滑坡”问题。这也是未来党的建设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面对的一大难题。(作者单位 新华区人民法院）